百年傳奇 | 冰心與吳文藻 愛與學術的信仰

社會學家、民族學家吳文藻與作家、兒童文學家、翻譯家冰心夫婦合影（冰心文學館提供/圖）

社會學家、民族學家吳文藻與作家、兒童文學家、翻譯家冰心夫婦合影 圖 / 冰心文學館提供

生活中木訥愚鈍、凝神于事業的吳文藻，冰心愛了一生。她骨子里看不慣那些風流情種。

“冰心代表了一種普世精神，母愛、兒童，是更永恒的。時代感不鮮明。而吳文藻是有時代精神的。他關心中國應該是個什么樣的中國，民族關系是否和諧，在世界上應該和其他國家是什么樣的關系。”

愛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兩旁，隨時撒種，隨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香花彌漫，使穿枝拂葉的行人，踏著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也不是悲涼。

9月上旬，在福建長樂冰心文學館門口的墻上，我見到了這段耳熟能詳的作家語錄。

留在世人眼中的冰心形象，是一位梳著發髻、面容嫻靜的溫婉女子。即便晚年，一頭銀發，眼窩深陷，也帶著淡淡的微笑，似乎正是對她這些人生信條的注釋。

被尊為“世紀老人”、文壇前輩的冰心，曾經罕見地作為國家外交形象的“代言人”，一生出訪海外幾十次。不過，在風行全國的《繁星》《春水》《寄小讀者》之后，她很少再有同等影響力的作品問世。直到晚年，憑小說《空巢》獲獎，為她贏得了新的聲譽，但遠不能和早年相提并論。冰心的丈夫、社會學泰斗吳文藻，則是后半生境遇陡轉，令人慨嘆。

（冰心文學館提供/圖）

愛與同情，真的可以穿越一切波瀾與坎坷，支撐長達一個世紀的人生？

2004年冬，冰心去世5年后，子女們決定將母親遺物全部捐獻給冰心文學館，這些厚重的書籍文獻、資料、書信，包括冰心用過的家具、日用品，裝滿了五個10噸集裝箱。時任冰心文學館館長、冰心研究會會長、資深學者王炳根受邀前去接收和整理這些物品。

一堆巴掌大小的深棕色塑料封皮本，和各種資料、書本捆扎在一起，躺在不常打開的儲藏室內，差點就從眼皮底下漏過。

王炳根心頭一動，顧不上拍掉上頭的灰塵，迅速翻起來。那些淡藍色、草草書寫的鋼筆蠅頭小字，他認識，是冰心的字。“冰心外出時是記日記的，為的是便于回來之后的寫作。”和冰心日記綁在一起的，還有二十多本吳文藻的日記，篇數密集、信息量大，他們的孩子都從未見過和翻閱過。王炳根形容那一刻，“如同在莫高窟看到藏經洞一樣”。

“冰心像太強的陽光，吳先生的光輝被遮住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學生對他都不太清楚。這些日記，在我心里，就是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王炳根說。

他逐字逐句把日記錄入電腦，一個個城市、一座座房子去走訪冰心夫婦生命里踏足的每一寸土地。一個較以往更復雜的冰心的形象日益清晰，此前未被發掘和剖析過的吳文藻的面貌也浮出塵土。2017年秋，王炳根耗費6年寫成的吳文藻、冰心合傳《玫瑰的盛開與凋謝》 （以下簡稱《玫瑰》）簡體版在福建問世。

冰心文學館創始人、《玫瑰的盛開與凋謝》作者王炳根（方永暉/圖）

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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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某個周一，長樂的太陽有些刺人。從福州市坐了將近1小時的汽車，我們抵達了坐落在這個小城的冰心文學館。從綠樹和湖畔穿過，灰瓦白墻、挑檐立柱的數排建筑次第舒展，本色的花崗巖，多彩的水磨石，引入庭院深處。1995年起建、1997年落成的建筑里外，而今看起來依然光亮如新。

“25年前，你對冰心的研究才剛剛開始，怎么就動了（造文學館）這樣的念頭？冰心身上到底是怎樣的東西打動了你？”我問王炳根。

“對，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對冰心的興趣和研究，和成立文學館是同時的。我也沒料到自己打開了一座寶庫。”

他解釋過，五四之后，中國的文學大多描寫壓迫與斗爭，唯有冰心主張改良與調和。“我就是想把那個愛的元素保存下來，讓后人走近她，了解她，溫暖心靈。”

“養尊、處優”，是許多人對冰心一生境況的解讀。甚至，“過得太順”，也成了她文字清雅、宣揚愛與溫暖的備注。

1900年10月5日，本名謝婉瑩的冰心出生于福州烏山腳下的隆普營。她是家族里第一個讀書的女子，父母對她寵愛有加。

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在燕南園第一次見到成年后的冰心，驚嘆對方“性情溫柔、厚道和沉靜，講話悅耳，很有教養，英語講得很好，使人想起顧愷之所畫的仕女”——“中國古典詩人所夢想的理想的婦女”。

腹有詩書氣自華，與冰心童年的家教有關。11歲以前，她已讀完晚清至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翻譯系列“說部叢書”。但她認為，自己在母親面前有時反倒像個遺少，“從小說、彈詞，到雜志、報紙，她都愛看。針線匣里，總是有書的。有許多新名詞，如‘普羅文學’之類，我們還是先從她口中聽到的，我們成了落伍者，我常默然自慚！”

在海軍任職的父親謝葆璋和婉瑩的舅舅楊子敬，一有機會便教給她詩詞歌賦和做人道理。溫柔嫻靜之外，婉瑩性格的另一面，海倫·斯諾自然無緣得見?；蛘哒f，這一面已隨著歲月荏苒，悄然隱藏，難得顯露。

1904年1月，煙臺水師學堂正式開學。謝葆璋以練營管帶的身份兼任學堂監督（校長）。小婉瑩隨同父親前往煙臺。

她的小名便很另類：父母叫她“阿哥”，弟弟們稱呼她“哥哥”。父親的下屬常常帶著這位“小哥”游走在炮臺、碼頭、火藥庫和龍王廟間。修理槍炮的工人，看守火藥庫的殘廢兵士，魯籍的水手、軍官、農夫和漁人身上的悲壯與新奇，為她少年的故事寶庫儲備了豐沛的來源。

冰心的小女兒吳青認為，外公的現代文明思想對母親來說非常重要，否則有幾件事她是繞不過去的：一是裹小腳。當時，冰心的伯叔父們都覺得她該裹腳了，不裹腳哪像女孩子？謝葆璋說：“不能裹，她怕疼。我是把她當兒子來養的。”此外，讀書與婚姻，都完全由她自主。

冰心與父親（冰心文學館提供/圖）

在女性深受禁錮的20世紀初，這確乎是冰心的幸運。

在貝滿中學、燕京大學和美國的威爾斯利女子大學，謝婉瑩都受到了基督教義的濡染。“雖然不一定能說冰心是基督徒，但她接受過洗禮，對圣經熟悉。后來文學的語言也受到影響，濃縮精煉，能用很短的文字把事理說透。但這是一份很個人化的信仰，不事宣揚，放在心里。她也幾乎不去教堂。”王炳根說。

青年冰心（冰心文學館提供/圖）

宗教觀念、泰戈爾的思想、民族文化中傳統的道德，共同塑造了冰心。面對“破壞與建設時代”，她的主張始終是溫和、改良的。

窮盡對社會的理解、對宇宙萬物的思考后，冰心得出結論：在一切虛無、相對的變化中，唯有愛是永恒和實在。

她寫過一篇名為《超人》的小說。年輕人何彬原本厭世，“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愛；屋里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世界在何彬眼中虛空，人生也毫無意思。然而因了一個叫祿兒的孩子在病中的呻吟，還有護理他的白衣女子，他念及母親，忽然悟到：

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留學時，身體不適的冰心在青山療養院蟄居半年。那段日子又冷又閑，但她從友人的饋贈慰問里感受到“顯然不是敷衍”的關懷。出山之后，她決定用一生來實踐“將愛施于人”的承諾，于是逐漸從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諧，推論到凡世間人都必須、都能夠互相愛。這也正是“愛與同情”那段內心獨白的由來。

冰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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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文學館的一樓大廳，潔白雕塑后面是一幅看起來有些模糊的彩圖，碧藍的海水延伸到近處，類似燈塔的建筑立在礁石后。10歲上下的謝婉瑩，曾經向父親表達過“當一名燈塔守（護者）”的志愿：“晚上舉著火炬，登上天梯，我覺得有無上的倨傲與光榮。”父親有些驚詫，但并未一下打消女兒的念頭，只是安慰她：“清靜偉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燈臺（塔）守，人生寬廣得很！”

幾年后，初入北平協和校園的冰心，曾經立下當醫生的志愿，但很快，一份愛好改變了她的志愿。這改變，果然成為另一種對他人的照亮。

1919年，謝婉瑩發表了她的處女作——小說《兩個家庭》，署名“冰心女士”，由此展開她綿延80年的寫作生涯。

我們都是自然的嬰兒，

臥在宇宙的搖籃里。

——《繁星 十四》

《繁星》甫一發表，就被她的老師周作人搬上課堂作為范本。課堂外，普通讀者中也掀起了寫小詩的風潮。同時代的讀者燕志儁說，“心里會意的時候，就在算術書的空白上自己作一首（小詩），教員叫起來問功課，往往弄得怔怔的半晌無言。”

“那時候她的作品之暢銷，就像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