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走在思考的路上 ——深深地想念劉澤華教授

著名歷史學家、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澤華（1935-2018）。（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10月4日《南方周末》）

澤華的多部批判性反思之作的最大特點是能從積淀的知識中把歷史含蘊的哲思釋放出來，去燭照人生的前途。這就是為什么我常說，真正有智慧的史家，就是一個民族的探照燈。澤華從來就不是為歷史而歷史，而是探尋歷史經驗和歷史精神，從而啟蒙世人。這是一種有智慧的學問，而非相反。

作家常常喜歡用詩意的語言說時間如水，它可以沖淡歷史曾經鐫刻下的痕跡；有時也愛用富有哲理意味的話語說，時間幫助人養成健忘的毛病。這也許都道出幾分人生的真實。但我的人生經驗卻是該忘卻的早就忘卻了，而不該忘卻的卻永難忘卻。近半年來，我幾乎每天如坐針氈，總是想克制住自己的悲痛，淡定下來寫一寫我和澤華那不容易寫盡的事與情，但是，我的浮躁心態總難讓我安定下來。然而，如果不寫出我對他的思念，我就會永遠難釋精神的重負！也許澤華在我心中所占的地位太重要了；也許他總是我人生路上每個節點的點撥者；也許他永遠是有良知學人的一面鏡子；也許他……總之，從哪種意義上說，我都必須把長期不動筆的毛病改變一下，把心靈深處存儲的話抖摟出來，也許這樣我才會變得輕松一點。

進一步說，我的理性讓我牢記古希臘先哲赫拉克利特的叮嚀，他說，我們的思想往往是“由逝者點燃”的。于是，在今天開始命筆時我想到澤華和其他幾位真正的知識精英、我的摯友的仙逝，他們幾乎都是用書寫、發聲，乃至無言的表情告訴我，啟示我，乃至警告我：人格尊嚴的不可辱，學術的科學精神必須堅守。澤華的離我們而去，讓我心靈更強烈地迸發出一股澎湃的激情，我誓言，我會接過澤華遞過來的燈，去點燃自己的心靈良知！

《八十自述》劉澤華著北京三聯，2017（資料圖/圖）

特殊年代的一次學術交流

澤華和我在某種意義上說，都屬于老南開了。我1954年留校任教，他1957年入校，畢業后也是留校任教。但是密集的政治運動和繁重的教學任務，使我們雖同住北村關注著對方卻少有來往，只屬于“點頭之交”。一件小事讓我們倆有了較多的接觸和實質性學術交流。

1973年，“文革”逐漸走向消歇。復課鬧革命，我又重新執教。一天，我從家里走向主樓，經物理系樓準備進主樓側門到教室上課，忽聽后面有人叫了我一聲“老寧”?；仡^一看，正是澤華，他趕上來，不由分說，給了我一項任務，說是馮爾康同志寫了一本研究《紅樓夢》的書：《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讓我看后提些意見，他自己卻謙抑地說自己不懂《紅樓夢》。我當時說的也是自己對《紅樓夢》更沒研究。記得后來拜讀了馮著，也還是說了點讀后感就交給了澤華。這個看似再平常不過的小事，卻讓我對澤華“刮目相看”！這是因當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極不正常，有的人因派性作祟，把非一派的人像烏眼雞似的相待，至于學術交流，在當時根本談不到?？墒菨扇A卻為自己的同事和精神同道的論著，主動找人征求意見。說高風亮節也許有點過火，說他熱心幫人卻是實實在在的。這件小事充分反映了澤華對他人學術研究成果的尊重，反映出澤華心底是把朋友的研究視為共同之事業，把學術更看作是學人之公器，有必要通過切磋交流提高水平。也許別人會認為這件事微不足道，但我卻由此發現乃至透視了澤華的寬廣胸襟。這是我倆第一次正式交流學術，也是我第一次感受澤華在學術上無私的人格精神。這在那特定的歷史時段和生活環境中是極為稀缺的心性和人品。

舉薦來公

如果說上面述說的純屬私人間的“小事”，下面我就談澤華的“公心”。

上世紀八十年代，很多南開人都知道來新夏先生是位“大人物”。他是校圖書館館長，南開大學出版社首任社長兼總編，也是圖書館情報系的創始人和第一任系主任。但是他的“狂傲”之氣常為人所訾議，他又不善于奔走權貴之門，所以他的人生道路坎坷。來公的“時來運轉”傳說多多，而真正有根據的，恰恰是澤華任歷史系主任時，認清形勢，顧全大局，把史學事業、歷史工作和國家文化發展聯系起來，乃力排眾議，把長期被壓制的來公的學術潛能充分調動起來！如果不是因為澤華首先極其尊重和看重來公的厚重的學養和才能，不是澤華所做之鋪墊，也就沒有后來的南開黨委書記李原對來公委以重任。

今天，我們可以說，來公所任學校多項“要職”都是實至名歸，也都是虛位以待，但是，正是澤華對來公的“科學生產力”的解放，以及高度重視人才，又不帶任何偏見地尊重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