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我的導師保羅·羅默

謝丹陽與導師羅默（左），2012年6月攝于香港科技大學高級職員宿舍。（資料圖/圖）

編者按：

當地時間2018年10月8日，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公布。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該獎授予美國經濟學教授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M. Romer）， 以表彰二人在創新、氣候和經濟增長方面研究的杰出貢獻。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系教授謝丹陽是羅默的學生。2016年7月世界銀行任命羅默教授為首席經濟學家之時（羅默現已離開世界銀行回到紐約大學），他曾經撰文介紹其導師。2018年10月8日，他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重發此文，祝賀導師榮獲諾獎，并更新了其文章引用率數字。

謝丹陽教授授權南方周末轉載此文。編者對文章結構和小標題略有改動。

羅默教授1977年獲芝加哥大學理學學士，專業為數學，1983年獲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第一份工作是在羅徹斯特大學經濟系任助理教授（始于1982年）。

我1983年從武漢大學數學系畢業后留校兩年，于1985年通過鄒至莊項目來到羅徹斯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時羅默教授拿到博士已兩年，尚未有任何文章發表。其實這在美國是常見現象，與中國國內博士畢業要求發表多篇論文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制度上的差別，究其原因，我認為是：在美國學術文章追求的是創新，故門檻較高，而在國內梳理性的文章也能發表，故相對較易。

我初到美國，英文聽力勉強應付課堂內容，只有在羅默教授的數理經濟學課堂中才覺得游刃有余。該課不設期中和期末考試，以一系列小測驗代之。沒曾想第三次小測驗那天我睡得太死，竟沒聽見鬧鐘，晚到45分鐘，助教拒絕讓我參加小測驗。不得以，只好去找羅默教授商量解決辦法。教授卻很通情達理，說那就用你前面兩次中的最低分算作這次的成績吧。他一查，發現前面兩次幾乎都是滿分，樂了。這算是我和羅默教授初次交往吧。1986年我在美國的第一個暑假提出在羅默教授的指導下做研究，他欣然答應了。

羅默教授1986年《政治經濟學雜志》的文章發表后，立刻引起注意。芝加哥大學1987年請他做訪問教授，并為長期聘用作鋪墊。他問我是否愿意以訪問學生的身份隨他前往。能夠訪問一心向往的芝加哥大學,我自是非常樂意。

去芝加哥的時候，正是寒冬。羅默教授自駕，車后掛著一輛租來的小拖車，裝著他的家當和我的箱子。我一路陪他聊天，算是讓他保持清醒。中途我們在酒店歇了一晚。也是這次聊天才知道他原是“高干子弟”：其父當時是科羅拉多州州長，后來更成為民主黨黨魁。羅默教授一向很平實，絕想不到他有這樣的家庭背景。

也是在這次聊天中，他說起在羅徹斯特開始工作后，第一次出差就告訴家人：我這個職業，今后出去開會的時候很多，但時間會比較緊，所以不要指望我帶禮物回來。他深明“規則”和“預期管理”的重要性。

中國學生的優勢在于技術上，而劣勢便是缺乏對美國乃至世界經濟形勢的直覺判斷。羅默教授為了提升我在這方面的能力，特意為我訂了一份《華爾街日報》，要求我每天至少讀讀第一版的摘要。

此外，他讓我鍛煉收集數據的能力，在Lotus 1-2-3剛剛出現的時候，他就為我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租了一間隔間，方便我熟悉使用這套軟件整理數據。

總之，我在哪些方面需要強化，他看得很清楚，并要求我以積極的態度去應對。

羅默教授后來決定留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于是我必須決定是否留下，留下則面臨著博士資格考試可能出局的風險：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博士資格考試之難是聞名的。幸運的是，芝加哥大學居然允許我在未正式注冊成為其博士生之時，先讓我參加該資格考試（如此嚴肅的學府在學籍管理上居然如此寬松靈活，估計我們大陸高校的師生難以想象）。羅默教授面授機宜：將Alchian and Allen的教科書從頭到尾讀一遍！我順利通過考試，得以正式轉入芝加哥大學繼續跟隨羅默教授。

羅默教授當時的太太在醫學研究方面有著自己的事業，而芝加哥對她而言并不很理想。羅默教授于1989年接受了斯坦福大學的邀請，先去經濟系和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訪問。我再次淪為訪問學生的境地，當然我仍然是滿心歡喜的。雖然多次轉學會延遲我的畢業，但多見見世面總是好事。

在斯坦福的這段時間，我和羅默教授的辦公室在校園附近的一座山上。他的在山頂，我的在山腰。有問題我就上去見他。這期間值得記敘的是兩件事：一是他曾慨嘆盧卡斯（他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之一，后來也成為我的指導老師之一）的文筆實在是好，而且似乎信手拈來。而他自己則需要一改再改。其實，那段時間他正在撰寫1990年那篇文章。他寫了多稿，有時甚至完全推倒重來?，F在想來，正是那么多的心血和投入，成就了這篇經典。

同樣，他對我的寫作也要求很嚴格。我的博士論文第一章基于我1986年第一個夏天的研究成果。羅默教授覺得我應當正式寫下它并試投。開始寫作前，羅默教授讓我通讀William Strunk, Jr. and E. B. White的《Elements of Style》。當時讀后記取的幾點其實都很簡單：1.猛用動詞，少用名詞，尤其不可堆砌名詞；2.被動語態能躲就躲；3.不要拖泥帶水，good就是good, 別說rather good, pretty good; 4. 注意連詞；5.熟練使用冒號、分號、破折號。

我的這篇短文雖然只有六頁紙，羅默教授卻讓我改了七稿。每次羅默教授只給我反饋意見，但并不直接在我的文章上涂改。他認為只有這樣，我才能通過每寫一稿，邁進一步。因該文是對他1986年文章的補充和評論，故羅默教授建議我在投遞時附上幾句他本人的看法，我想這對該文順利發表在《政治經濟學雜志》評論欄是有積極作用的。

羅默在芝加哥攻讀博士的時候, 巴羅在芝加哥任教。其后，兩人又是羅徹斯特的同事，關系非常密切。兩人曾合著一文于1987年發表在經濟學頂尖雜志《美國經濟評論》上。這篇文章未涉及“經濟增長”，可以說與兩位的主要研究興趣并無太大聯系。這應該是兩位重量級學者學術生涯中影響最小的一篇，谷歌學術搜索引用只有百來次，看來頂尖雜志加頂尖學者未必等于高被引。

羅默1989年將我帶到斯坦福后，曾一度研究經費告罄，于是請正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訪問的巴羅暫時“聘”我為研究助手?？梢妰扇说年P系不一般。為了使巴羅能正常地從他在哈佛大學的研究經費中給我資助，我還辦理了一張哈佛大學的訪問學生證。這么說來，我估計自己是讀博階段唯一一位擁有四所大學學生證的學生（正式或訪問：羅徹斯特、芝加哥、斯坦福、哈佛）。

1993年羅默和巴羅在哈佛大學共同主辦NBER夏季經濟增長會議，我1994年發表在《經濟理論雜志》上的文章便是在這次會議上被討論。會議期間，有幸和巴羅聊天，我說起在羅徹斯特讀的第二門宏觀課是從他那兒學的。你讀得如何，他問。我說不好意思，只拿了個B+。“早知道我們就不應該邀請你來參會了。”他開著玩笑。

幾年后，巴羅來到香港科技大學做講座，晚飯時說起要去澳門賭21點。我說我在斯坦福的時候也曾有一段時間想在21點上戰勝莊家，曾組成三人小組去拉斯維加斯，鎩羽而歸。后來還通過Gauss軟件模擬所謂致勝決策（即后來某電影中宣傳的），結果都沒法證實其可靠性，于是立刻金盆洗手。巴羅聽了頗有興趣，說他就是在用同樣的決策，到目前為止總體而言還是贏多輸少。不知他現在是否還有這閑情雅致。

羅默關于內生增長的研究（JPE 1986）引起盧卡斯對此問題的關注。盧卡斯文章的發表（JME 1988）大幅提升了學術界對羅默文章的關注度。兩人雖然都關注“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但羅默更為強調“人力資本”與知識之間的區別：“人力資本”具有排他性，知識，即使在有知識產權保護的條件下，仍然無法完全排他。（延伸閱讀：沈沁、謝丹陽“全球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不容置疑”，《金融研究》，2016年02期）

大家可能注意到羅默對經濟增長理論中的Mathiness提出了嚴肅的批評(AER 2015)。他提請大家注意如今文獻中的概念和觀點陳述與數學描述之間太過松散，以及理論與實踐的脫節。他在文中點名批評的經濟學家甚至包括盧卡斯以及普利斯哥特，二者均為諾獎獲得者。不用說，這引起很多學者的不平和不快，認為這種批評顯得過分。

大家為羅默和盧卡斯的過節感到惋惜。我倒是覺得盧卡斯是有大智慧的學者，會理解羅默提出批評是出于為了該學科的發展不得不鳴的考慮。當冷靜下來后，相信大家會更為客觀地看待這一節。需要明確的是，羅默絕對不是否認數學在經濟理論中的地位，而是強調概念與觀點陳述要與數學描述有著嚴密的對應，理論與實踐要互相匹配。

因為羅默把香港當作憲章城市的樣板，故曾多次訪問。我曾安排他來香港科大做講座，并通過同事雷鼎鳴、鄭國漢教授幫他介紹接觸一些香港政界、商界人士。他每次也都是來去匆匆，能擠出時間時便來我家里小坐、用餐。有一次，我們還帶他去香港西貢某公園去郊游，當時有很多人在放風箏，他便說起他在美國喜歡放一種巨型風箏。沒想到，宣稱從來不給家人帶禮物的他居然從加州給我們寄來巨型風箏，真是讓人感動。這架風箏，至今我們全家只有我大兒子弄清楚如何駕馭。

羅默的理論貢獻

羅默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創始人及主要貢獻者之一。他于1986年發表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的文章，開辟了在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內生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的可能性。

這篇文章的貢獻體現在三點：一是強調了知識這類帶有外部性屬性的生產要素可以導致收益遞增的總體產出函數，使得經濟增長可以長期持續下去甚至增長可以越來越快，這一點一反此前《增長的極限》等書中描述的擔憂；二是探討了如何將收益遞增和市場完全競爭統一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去；三是闡明了在此情形下市場競爭機制將導致次優結果，因此政府應當通過征稅和補貼等組合手段對市場進行干預，將這些外部性內生化，從而重新達至社會最優。

這篇文章吸引了大批學者們的追隨，一時間各種類型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以及實證方面的研究蜂擁而至。盧卡斯（Lucas，1995年諾貝爾獎得主）研究了人力資本通過教育的積累過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巴羅(Barro)及其合作者在理論和實證上集中研究了政府支出、教育及民主政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格魯斯曼和海爾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研究了國際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阿吉昂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將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概念引入內生經濟增長模型，雷拜羅和斯托基（Rebelo and Stokey）研究了稅收的影響，等等，多得實在無法窮舉。

羅默本人也續有佳作。事實上，他于1990年發表在《政治經濟學雜志》經濟增長特刊上的文章被認為是該領域中令人嘆為觀止之作，也是他自認為最得意之作。該文構造了一個多部門的模型：最終制造業部門、由不同類型的儀器組成的資本品部門和研究開發部門。研究開發部門發明新型儀器，然后將專利賣給資本品部門生產商，這些生產商將制成的儀器以壟斷價格賣給最終制造業部門，所獲得的利潤的現值總和與專利費等值。該模型中的經濟增長的高低取決于投入到研究開發部門的人力資本的多寡，從而其一般均衡下的穩態值與下列多方面的因素相關：人力資本總量、研究開發部門的生產率、最終制造業部門的生產函數，乃至消費偏好以及時間貼現因子。利用該模型可以很方便地討論經濟一體化的益處以及哪些稅收和補貼政策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改善社會福利等等。

羅默在此文及其他文章中反復強調他從公共財政領域借用來的兩個概念：共享屬性（Nonrivalry，又譯非競爭性：即一件物品可以同時被大家所使用）和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無權排除他人使用）。人力資本（比如外科大夫）是不可共享的，他不能被你我同時使用，而且人力資本是具有排他性的：除非得到我的同意，否則其他人不能無償使用我的特殊能力。相反，知識卻是可以共享的。你使用巴斯德發明的巴氏消毒法，并不妨礙別人同時也使用該消毒法。但知識比如某些軟件程序可以受到專利保護從而具有部分排他性。之所以我們說“部分”排他性，是因為這些程序中的一些想法可能會給其他研究開發人員啟迪。羅默認為正是這些具有共享屬性和部分排他性的物品的存在使得經濟增長得以持續。“部分”排他性當然也意味著“部分”非排他性。“部分”排他性給予私有研究開發部門追逐利潤從而創造新型產品的動力；“部分”非排他性使我們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986和1990這兩篇文章在谷歌搜索上的引用率均超過25,000次，其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其后，他通過學術文章以及公共媒體多方面討論“創意經濟學”（Economics of Ideas），他認為從經濟增長這個角度來看，“創意經濟學”比“物品經濟學” (Economics of Goods)更為關鍵。

創業和政策實踐

羅默教授1996年加入斯坦福商學院，開始承擔MBA教學任務。意識到這將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他希望這些投入能夠產生一些可“共享”但“部分”排他的內容。于是他和商學院商定，他將用自己的資金招聘專職人員幫他設計和管理教學網頁，他自己將投入部分工作時間充實網頁內容，最后成品的知識產權屬于他個人。這成為他2001年創立Aplia的基礎。Aplia匯集各類科目與權威教科書相對接的網上預習、復習、網上測驗等功能。初期只局限于經濟學，目前發展到涵蓋商科、社會學乃至生物學教學。

羅默曾一度放下其他工作，專任Aplia總裁并為之撰寫經濟學時評。2007年，他將Aplia出售給Cengage Learning，轉向下一個更大的實踐目標。

憲章城市我在2012年3月曾撰文介紹過，這里作部分摘錄：

“憲章城市（Charter Cities）的想法由羅默教授2007年提出。他一直對體制問題非常之關心。”

他從香港的巨大成功中得到了啟示：能否在其他國家復制香港？理論上來講，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都可以劃出一塊地，將政治經濟法律法規讓給某個發展高度完善的國家去管理（比如挪威或加拿大）。他稱這個設想為“Charter Cities”，即憲章城市。

這個設想提出后，批評者認為這是殖民主義的新形式，政治上是行不通的。確實，可能正是因為這一層顧慮，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國家愿意承擔“管理國”的義務。

但令人欣慰的是，愿意托管的國家已經浮出水面: 洪都拉斯已經和羅默教授達成一致，憲章城市這一工程已經啟動。畢竟，先進的法律法規均是可以“拿來”的。“管理國”的參與并非必不可少，關鍵是一個國家在引進這些制度時會對現有利益分配造成沖擊，因此這種引進在一個嶄新的憲章城市中進行，阻力會小得多。

2013年2月底，羅默教授在香港智庫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作了一場小型研討會（肖耿主持），介紹最新進展，其中談到洪都拉斯如何借鑒香港基本法的框架。晚餐時他還進一步征求大家對某些細節的看法，比如應采用什么樣的醫療保險體制，邀請中國，尤其是中國開發行參與投資建設的利與弊等。

需要補充的是，經過多年的準備工作，洪都拉斯于2012年9月宣布推出憲章城市計劃，并與國外投資者簽訂了備忘錄。在這一切看來十分順利的時候，羅默教授作為洪都拉斯憲章城市“公開委員會”主席，突然與其他成員共同發布公開信，申明不再與洪都拉斯政府有任何官方聯系。

簡而言之，其前因后果為：洪都拉斯總統雖然曾簽署“公開委員會”五位成員的任命書，賦予其任命“特首”、維護政策制定中的公正透明等權力，但該任命卻沒經過政府正式發布（其中原委一直沒有公開），因此從法律上來講，該委員會尚未存在。當該委員會向洪都拉斯政府索取上述備忘錄的細節時竟然無法獲得。羅默教授等認為在此環境下，“公開委員會”已無法繼續開展工作，故而退出。

雖說羅默教授未能就憲章城市計劃在洪都拉斯貫徹始終，但憲章城市的設想仍然有著它的生命力。羅默教授憑借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身份應該能更有效地與有興趣的國家進行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