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小微制造企業生存實錄

從長遠來看，如今制造型企業所面臨的經營成本之困，與制造業整體轉型與升級的時代背景不無關系。（視覺中國/圖）

很多企業主和姚亮一樣，面臨著多項經營要素成本攀高的難題。其中原材料價格上漲、人力工資上調、物業物流成本攀升，以及稅費等，成為民營中小實體企業主要的成本負擔。

國慶假期剛過，上海迎來了一股強力的冷空氣，上海遠郊的一處工業園區里，初秋的夜晚被意料之外的寒意所籠罩。

在上海這座高度城市化、產業升級加速推進的國際化都市的邊緣地區，仍然有不少散落在園區內的中小微生產制造類企業在深夜里亮著燈光。

10月9日，姚亮（化名）連續打了三個電話才把客戶的問題解決，頭有些微微發脹，抬頭看了一眼時鐘，又是深夜。創業多年來，從銷售業務做起的他，解決了無數客戶遇到的難題，但卻對自己企業發展所遭遇的經營成本困局，顯得有些無所適從。

很多企業主和姚亮一樣，面臨著多項經營要素成本攀高的難題。其中原材料價格上漲、人力工資上調、物業物流成本攀升，以及稅費等，成為民營中小實體企業主要的成本負擔。

不久前發布的2018年民營企業500強報告顯示，2017年用工成本上升、稅費負擔重、融資難融資貴仍然是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前三大影響因素，分別占到了61.4%、54.8%和50.8%。此外，國內市場秩序不夠規范和市場需求不足則分別緊隨其后，位列第四和第五。

這一系列數據的背后，揭示出當前國內民企的生存現狀，人工、物業、稅費和制度性成本等相繼上漲，正在成為不少企業的發展阻礙。尤其是對那些處在產業鏈末端的中小微制造型企業來說，行業成本之變與經濟環境的變動，往往最先傳導并體現在這些企業的生產線上。

春江水暖鴨先知。對于身處秋夜中的姚亮和他身后的企業來說，反之道理亦然。

攀高的“實業門檻”

姚亮的上海貝力儀器有限公司坐落在上海奉賢區浦星公路旁的一座并不顯眼的工業園內，每次外地客戶來訪，都要費一番周折才能找到。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姚亮所投身的扭力工具行業，在我國尚屬于冷門制造產業。在2008年之前，僅有幾家國企生產專業的扭力工具供應國內市場需求，但此后隨著外資品牌的入駐，國內市場開始逐步被進口產品替代，直到近幾年，不少民營的國產企業也開始逐漸興起。

姚亮所創的企業正是其中一員。盡管位置遠、不起眼，但對于姚亮來說，當前能夠在這個園區里“安身立命”已是非常不易。

近幾年來，上海產業升級與轉型的過程中，一大批生產制造型小微企業面臨著遷徙調整的命運，其中加工制造型企業生存所需的人工、物業和原材料等要素成本的上漲，成為現實中不可忽視的推動力量。

“對于很多民營的制造型企業來說，近幾年想留在上海的門檻真的是越來越高。”姚亮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當前像他這樣，一邊享有留在上海帶來的企業發展潛力，一邊默默承受著逐漸高企的生產經營成本的中小實體企業并不在少數。

記者調查了解到，物業與房租成本的快速上漲首當其沖。2014年以前，上海郊區中的金山、奉賢與浦東等工業園區內的租金水平，大概在每天0.4元/平至0.5元/平之間，但2018年至今已經接近每天0.8元/平至1元/平的水平，幾乎翻了一番。

而在浙江桐鄉，歐莉服飾有限公司的創始人吳國杉告訴記者，2015年他在當地簽訂的租房費用為12萬一年，如今已經漲到了25萬一年。除此之外，很多簽訂的房租協議中，皆有房租逐年上浮的條款，每年房租實現5%-8%的漲幅甚至已經成為行業的潛規則。

事實上，“漲漲漲”的還不只是房租，制造企業的用工成本攀升，同樣也是不得不面臨的難題。據《2018年民營企業500強》報告顯示，2017年中民營企業的用工成本占比最高，達到了61.4%，成為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首要影響因素。

對此，吳國杉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桐鄉散落著大大小小幾千個制衣加工企業，在面臨東部地區勞動力回流的現狀時，幾乎都存在著嚴重的招工難問題。如此一來，提高工人工資待遇，就成為企業生存、參與市場競爭的必然選擇。

“現在工人工資每年10%左右的上漲也已經成為行業規則。”吳國杉坦言，對于眾多類似的小微制衣企業來說，當前每個月用工成本近50萬元，旺季還能夠承受，淡季就只能無奈虧本。

當然，除了物業成本和用工成本的不斷攀升外，制造企業當前面臨的原材料上漲壓力已經成為諸多行業面臨的最大挑戰。在制造業龐大而聯系緊密的產業鏈條中，國內諸多制造企業所需的原材料價格更多地還是受制于國際市場，一旦出現類似原油漲價、匯率波動等情況，原材料的價格浮動就會沿著供給產業鏈傳導至這些制造業的“神經末梢”。

9月30日，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制造業PMI數據顯示，企業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達到了59.8%，比8月上升了1.1個百分點，出廠價格指數為54.3%，與上月持平，均為年內高點。調查結果顯示，制造業原材料價格上漲快于產品出廠價格，使部分中下游企業利潤受到一定影響。

“很多原材料的定價權是根據國際市場，特別是稀有金屬材料，受匯率等因素影響很大。”姚亮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以扭力工具行業的原料成本漲幅為例，其產業所需的合金鋼、釩和錳等原材料價格在過去短短的一年時間內上漲超過了50%。

喜憂參半的現狀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當前國內不少民營制造企業面臨著用工、物業和原材料的價格攀升同時，還要面臨著稅費調整、環保趨嚴等制度調整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對此，姚亮深有感觸。多年前從小作坊起步創業的他坦言，作為小微企業很多稅費的征收是可以合理避開的，如今上海在推動產業升級與轉型的過程中，企業進駐園區成為其生存與發展的必需，同時也意味著稅費征收必然要達到園區的征收標準。

“對我們來說，制造業稅率從17%降至16%的確減輕了一些壓力，但同時城市發展對企業生產要求拔高，也增加了小微企業的經營壓力。”姚亮說，很多能夠進駐到園區內的小微制造企業還暫時處在由粗放加工制造到技術研發的過渡階段，尚未真正產生利潤，但為了“留下來”并能夠達到園區稅收標準，就必須要想辦法來完成繳稅的任務。

在采訪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姚亮的企業在入駐園區后，為了完成繳稅任務，在技術研發的同時，還要兼顧進行產品的生產與銷售，來獲取收益繳稅，無形中也增加了企業轉型技術研發的壓力。

10月11日，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對于很多中小制造企業來說，當前環保和消防等要求提升的情況下，為了能夠繼續“活下去”，想辦法進駐園區，并能夠按照要求完成稅收規定，成為擺在諸多中小制造企業面前的不二選擇。

姚亮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其企業入駐園區的要求是一年繳納20萬元的稅金，分攤至每個月就是1.6萬元左右，按照當前減負后16%的稅率，就需要公司每個月在繳稅日的賬面上保有近14萬元的公司財務總額。

“蚊子腿雖瘦，但也是肉。”姚亮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一個月14萬元的流轉資金對于轉型做研發的小微企業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除此之外，員工社保標準的不斷提高，也是當前民營企業成本上升的重要組成部分。公開資料顯示，2018年上海市職工社會保險繳費基礎上、下限分別調整為21396元和4279元，相較2017年分別提高了1884元和377元的標準。

記者了解到，在姚亮的企業生產車間中，普通工人若按照上海2017年的最低社保繳納社保標準是每人每月1600多元，而今年的這一標準就已經提升到了每人每月超過了1700元。

當然，毋庸置疑的是，中小微企業在園區內的正規化經營也讓很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重視研發投入的實力型中小微制造企業迎來了更好的競爭環境和發展機遇。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此前國內制造行業發展存在的惡性價格戰亂象同樣也困擾著姚亮所在的扭力工具行業。在國內市場逐漸興起時，民營資本的逐利者紛紛介入其中，導致行業內低端產品持續存在。從長遠來看，國產市場的低端價格競爭已經成為阻礙產業自身壯大的主要阻礙，使國產產品根本無法撼動進口扭力工具在國內市場所占據的壟斷市場地位。

“在稅收、渠道和產品標準方面進行統一，雖然企業成本上漲了，但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夠真正讓有前景的企業生存下去，其實最終還是公平的。”姚亮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留在上海并進入園區，雖然成本相對更高，但能夠在保障研發能力的前提下，發力成為研發型企業，在未來則更有市場競爭力。

產業升級高附加值化

從長遠來看，如今制造型企業所面臨的經營成本之困，與制造業整體轉型與升級的時代背景不無關系。在此基礎上，對于本就誕生于市場夾縫之中的民營中小制造企業而言，在優勝劣汰的市場法則下，在行業中的進與退就成為時代的必然。

長期觀察長三角地區民營經濟發展的專家告訴記者，當前以上海為代表在整體推動地區整體產業升級與轉型的過程中，大量原先散落于城市周邊地區的中小型制造企業受困于經營成本攀升和環保趨嚴等政策壓力，紛紛選擇關停并轉甚至是外遷出滬。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塑料制品廠廠長向記者透露，2017年3月他在上海的生產企業被市場監管部門列入“臟亂差”企業名單，無奈之下只能將其搬遷至安徽黃山的工業園區中，但環保持續加壓的環境下，企業生存仍然面臨著生產萎縮的下行局面。

“這幾年上海小微制造企業外遷的浪潮中，走了很多家類似的企業。”他對記者透露，搬走的多數企業中，一方面既面臨著稅費與環評等關鍵要素無法達標的事實，另一方面也備受經營成本高企帶來的壓力，因此即使不留在上海，想在外地正規化經營也變得十分困難。

10月10日，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潘毅剛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事實上不少地方的傳統產業大部分都經歷過這樣的過程，當前的環境下通過市場來倒逼其完成組織結構的轉變。

“中小制造企業面臨的壓力，實際能夠成為一種發展契機。”潘毅剛指出，很多塊狀經濟誕生出的中小制造企業必然無法長期生存下去，在大浪淘沙的過程中也終將會有優勝劣汰。在這種情況下，改變原有的組織方式和低成本的惡性競爭，轉向高質量發展才是最終的企業出路。

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建軍也認為，當前中小制造企業的經營困局十分普遍，縱然市場、政府的引導能夠扮演一定的推動力，但最關鍵的轉變還是自身的產業升級，實現高附加值化。

對于姚亮的企業來說，選擇在上海留下來的根本推動力就是轉型：從起初的加工貿易轉型至研發型貿易企業，依靠上海核心人才聚集的優勢，更容易通過技術的研發投入，擺脫行業低端價格競爭的泥潭，來實現發展壯大。

為此，他高薪聘請了行業內的一流技術人才，結合自身多年的業務經驗，瞄準一線客戶面對的市場痛點，通過技術研發為大型制造企業的某一市場需求進行一對一的定制化產品生產與售后服務，從而迅速讓轉型后的企業在市場中走向正軌。

采訪的最后，姚亮興致勃勃地向記者展示其公司最新研發出的智能扳手，相較于市場上現有產品，其擁有更小精度的誤差優勢，甚至擁有了超越進口產品的數據無線上傳功能。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