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　荒漠絕響， 無問西東（下）

“成果卓著，慰勉有加”

中國西北考查團考查的地域之廣闊、時間之漫長、學科之眾多、成果之豐碩都是空前的。他們的精神力量是先輩留給后人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們為人的準則。

——陳詩聞、王德民

距離吐魯番十多公里的交河故城，從空中俯瞰如一枚狹長的扁舟，矗立于30米高的臺地之上。東西兩邊有天然的河道相護，是中國保存最完整的都城和生土建筑群，綿延存在一千五六百年，最終毀于元察合臺汗國時期。

黃文弼在科考途中 圖 / 王忱提供

西北科考的數年里，黃文弼踏遍塔里木盆地南部東段以外所有地區。1928年和1930年春，他重點發掘了交河故城。

今天的來訪者只能在上世紀90年代青紅磚砌成的主干道和次干道上步行，旁邊的生土——那些科考家們蹲守過、早年交河居民戲耍的區域，“嚴禁踩踏”。

目之所及，眼前依舊一片土色。偶爾凸顯在視野里的一個方框，總讓人要猜測，那是漢唐官署或民居里的門，還是窗？除了星星點點的駱駝刺，和僅有的四株野西瓜藤，交河故城寸草不生。這兩種植物不宜人類食用。兩千年前，當地人除了劃舟到河道對面的陸地購買食材，最可拿來物物交換的資本便是陶器。

黃文弼在交河的發掘獲得了大量陶器和高昌麹氏王朝紀年的墓磚，對于補充高昌國歷史紀年具有很大價值。也是在1930年，他在羅布泊第一次印上了中國學者的足跡。

研究者們都認為，黃文弼最引以為豪的，當數在羅布泊東發現土垠漢代烽遺址。1930年4月23日，他派人四出探尋古跡，懸賞以待。當日風沙大作，傍晚時分，焦急等待中：

忽瞥一騎馬人，身披大裘，戴皮帽，獵槍橫陳馬脊，左手執韁，右手秉櫛，踏蹀徐行，掠余帳而過。余異之，揭帳而視，非他，即余之英勇之獵戶拉亦木得著勝利消息而歸，欣喜之余、慰勉有加。

——《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

當年四五月間的兩次發掘，共得六百多件文物，其中分量最重的是七十多枚漢代木簡。

“什么是漢簡？”9月28日夜，新疆師大活動的與會者、龔繼成的孫女龔長橋問朱玉麒。

“毛筆寫在木片上的文書。23厘米左右高，是漢代的一尺，人坐地寫字夠得著的尺牘。當時篆書記事麻煩，上下延伸，一簡寫不了幾個字，新起的隸書扁，能寫更多字，欸，就改用隸書來寫了。”

“兩千多年的文字，今天還能讀懂，好了不得。”龔長橋慨嘆。

“那是漢朝的文書行政體系，帝國的旨意傳達都靠文書。雖然文牘很慢，但它有節奏。”學語言出身的朱玉麒笑著打開了話匣子。“漢簡既是研究漢字發展史的依據，也是了解邊防設施、烽燧制度等等漢代文化、經濟乃至階層關系的入口，一隅反三，你會發現，西北邊塞在很多方面和全國其他地方的情況是一致的。”

“季羨林先生講過，世界上唯獨一個匯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區就是西域，這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困擾人的緣由。”出席新疆師大活動的北大歷史學系教授榮新江在此前演講時說。多年來，他一直做庫車、和田等西域地區出土文書的調查整理和研究，也致力于探討精神文明的物化形式——漢文典籍向西域地區的傳播情形，這是前人比較忽略的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內容。而這，也正是對黃文弼等先人研究的繼承與深入。

《黃文弼第一次蒙新考察日記》 手稿 圖 / 本刊記者 梁辰

“如果說，貝格曼在科考中肩負著幫安特生驗證‘西方文明（人種）說’的使命，那么黃文弼呢，他也是帶著自己的意圖和動機出發的？”我問朱玉麒。

“對，是有的。他就想知道中原文化到底向西能推到什么地方。他最開始是想證明中國文明究竟有多強大、多強勢，最終他得出來的結論是‘故吾人欲研究東西文明之推進，非在新疆尋覓痕跡不可，此為無可懷疑之事也。’（黃文弼《高昌陶集·敘言》）這個結論是十分中肯的。就是，中西文化許多的流傳痕跡，必須在新疆找到源頭。這和我們今天對絲綢之路的理解是一致的，就是說人類文明是在交互過程中產生的。”

朱玉麒接著細說：“研究史前文明最主要是通過器物，器物中最重要的是絲路沿線中的彩陶，也就是陶罐，可以看出來西方樣式怎樣往東傳，最終被中國吸收，也可以看出中國文化怎樣往西傳，在吐魯番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印證。包括錢幣，有西方壓制的錢幣，也有中國的孔方。還有銅鏡，中國的銅鏡是圓形的，中間一個紐，西方的銅鏡是帶一個柄的，在新疆可以看到，東西方的器物在這里交匯。黃文弼所做高昌的陶器文化，至今還是一個重要的成果，東西文明的交匯必在吐魯番看到。所以，對西域文明的探索中，他從原先的國家利益出發，直至得出來一個更宏觀的想法，人類文明是通過交流產生的。在這樣的過程中，黃文弼自己也成長起來，形成了新中國第一批科學家的形象。西北考查團在這點上功德無量。”

幾乎與黃文弼同時，貝格曼在內蒙額濟納發掘出一萬多枚漢武帝至光武帝時期的居延漢簡，并發現了距今近四千年的小河遺址，堪稱劃時代的考古發現。居延漢簡抗戰時曾送到美國保存，后來全數運至臺灣。

“雖說漢簡發現者是瑞典人，但這批文物完整地保留在臺灣，而且研究者主要是國內學者。這一發現對于兩國學術界的重要性而言也不可同日而語。這恐怕也是貝格曼在瑞典默默無聞，而在中國名聲日著的一個原因。”專家指出。

在地質、地理、氣象、古生物等各個領域，西北科考團也很快交出了令學界興奮、世人咋舌的成果：

出發才一個多月，年輕的地質學家丁道衡就發現了白云鄂博大鐵礦。當時徐旭生就估計它“或將成為我國北方的漢冶萍”。此后，在白云鄂博鐵礦的基礎上建立了生產能力巨大的包鋼，而且在礦區發現了豐富的稀土礦藏，使包頭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稀土金屬產地。

袁復禮在考察中 圖 / 袁揚提供

另一轟動世界的新聞是地質學家袁復禮教授在新疆發掘出包括7個新種的72具二齒獸、恐龍等古爬行動物化石，使中國的古生物研究躍上一個新臺階。古生物學家楊鐘健認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國猿人之發現以下。”袁復禮為此獲得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的北極星獎章。

1928年10月下旬，科考團首批團員、北大物理學系學生李憲之與德國氣象學家郝德等人在鐵木里克進行寒氣象觀測時，遇上了一次強大寒潮的侵襲。“寒潮越過天山山脈后進入青海省西北部，把觀測用的帳篷、儀器全部吹壞，風力遠遠超過12級以上。”李憲之的兒子李曾中回憶，“父親說：如果不是他親自遭遇了這次寒潮的襲擊，他也絕不會相信，來自北極地區的冷空氣在穿越了上千千米的路程之后，還有如此強大的力量！”

德國攝影師李伯冷隨考察團在天山拍攝的照片底片 圖 / 本刊記者 梁辰

這次“奇遇”對李憲之的一生影響重大。1930年李憲之與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