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尋訪“1942大營救”

（本文首發于2018年10月25日《南方周末》）

廣東文化標本觀察之五

這是一段過去了不算久遠的歷史。然而因為資料的語焉不詳，讓作者在深圳這樣一座日新月異的城市里，尋找七十多年前那場大營救留下的痕跡，變得并不容易。

七十多年的時光像那條緩緩沖刷深港邊界的深圳河，盡管兩岸風物已與當年殊異，但流淌的河水仍是一條充滿記憶的紐帶，偶爾泛起的浪花正是不會沉寂的往事。

有意思的是，在這朵歷史浪花的背后，折射出南中國這片熱土，如何將“滄海桑田”這個時間大維度的成語濃縮在幾十年間變為現實。

深圳河兩岸，一邊是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深圳高樓，一邊是稻花香里說豐年的香港農田。深圳河自東北向西南流入深圳灣，出伶仃洋，中下游為深圳與香港的界河。（視覺中國/圖） 

香港：傾城的至暗時刻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聲響了。一炮一炮之間，冬晨的銀霧漸漸散開，山巔、山洼里，全島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說開仗了，開仗了。”這是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描寫香港淪陷時的一段文字。雖是小說家之言，卻基本與史實相符。在日軍攻占主要水源地--黃泥涌水庫，切斷港島的淡水供應后，12月25日圣誕節的黃昏，飄揚在中環半山總督府上空的米字旗易幟成膏藥旗。香港進入了歷史上黑暗的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時期。

由于港戰的突然爆發和迅速結束，連接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航道遭到日軍封鎖，平日舟楫往來的維多利亞海峽，成為難以逾越的鴻溝。彈丸之地的香港島上，數百名內地文人、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來不及撤離，整日惶恐不安，躲避著特務的勸降和憲兵的追捕。他們無路可退，背后是正在爆發著戰爭的太平洋。

很多年以后，胡繩回憶起滯留港島的那段“生死難卜”的日子：“……我們便被投入到戰火下面生活。我們放棄了跑馬地的寓所另找住處……我和朋友們的聯系幾乎都斷掉了……”

就在這一批平時消息最為靈通的文化人為自身出路焦慮不堪、憂心如焚的時候，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當時設在皇后大道中18號二樓，對外稱“粵華茶葉公司”）負責人廖承志已經接到了遠在重慶的周恩來的密電--全力搶救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的指示。1942年元旦，廖承志、連貫、喬冠華三人星夜冒險從銅鑼灣避風塘偷渡到對面的九龍紅磡（日后眾多文化人離開港島偷渡九龍基本上走這條線路），在旺角上海街的一幢樓房里，以打麻將為幌子，和前來接頭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東江縱隊前身，以下稱游擊隊）政委尹林平敲定了大營救的兩條主要交通線：一條是從九龍至西貢鎮，經沙魚涌進入惠陽游擊區的水上交通線（東線）；另一條是從青山道經荃灣、元朗進入寶安游擊區的陸上交通線（西線）。

（梁淑怡/圖）

一場即將影響中國文化進程的大營救，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開始了。半個世紀以后，胡繩寫下的這段文字差不多就是當時親歷者離開港島的共同記憶，“一天，一個朋友來通知我，立即在當夜坐船渡海到九龍，準備步行離開日本軍隊占領地區，進入東江游擊隊的地區（這個地區大致上就是現在的深圳）。”

東線：探路急先鋒

1942年元月3日，清晨5點多，古老的沙魚涌迎來了兩位客商和一位教書匠的身影。步履匆匆的他們，很快淹沒在“投墟”（趕集）的熙攘人流中，向村外走去。除了人群中十幾雙護送便衣的眼睛緊盯著他們，并沒有其他人多看一眼。沙魚涌的村民早就見慣了繁忙的水陸碼頭上形形色色的過客。

這三位過客，正是前一天在九龍部署大營救的廖承志、連貫和喬冠華。此刻，他們正以“被營救者”的身份，冒著巨大的風險，充當著東線探路的“前哨”。沙魚涌就是首個登岸點。

沙魚涌位于大鵬半島西南端海岸線的中間點，南臨大鵬灣，全長10.9公里的葵涌河在此入海。明朝初年，客家人已在河涌東岸構筑村落。因為曬制海鹽又有天然避風港，明清兩代均于此設辦鹽埠，管理產鹽及貿易。而后逐漸增設商埠子埠和海關關廠（即海關分關）。1938年，日軍侵略華南，占領各大城市，控制主要交通線后，與九龍隔海對望的沙魚涌凸顯地利，成為華南地區與香港聯系的重要通道。其時，小小的漁村儼然是一座“微型城市”：海關、警署、教堂、銀行、貨棧、當鋪、妓院、煙館……每天十余艘客貨輪往返沙魚涌和九龍之間，販賣物資的商賈以及從事搬運的人員達萬人之多。這里，交通便利、人事混雜，便于營救中的接應和掩護。

深圳作為一座濱海城市，擁有長達260公里的海岸線，東部大鵬半島海岸線更以優美著稱。（東方IC/圖）

那個時候，沙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