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作別金庸？用歡樂、用銘記

昨天傍晚刷朋友圈，陡然看到“戊戌年，又別金庸”，心里咯噔一下，想等辟謠消息，結果等到明報拿出頭版來證實，大俠含笑而逝。

當世的作家里，沒人可與金庸比國民度。當年有飲水處便有柳永詞，金庸不輸他。70后80后幾代人的青春意識是金庸用江湖夢啟蒙，他把被打散攪碎的中國傳統——從道德倫理人情根基到文化審美——加上現代個體意識的覺醒，寫進自由激蕩、情意深厚的故事里。

許多人都在懷念，當年如何因他拓寬了認知維度。在環境逼仄的小城小鎮，許多人對身而為人可為和可畏的想象，都被他顛覆也被他塑造。

敘事藝術，最大成就不過如此，將千千萬萬人生模板攤展開來，由讀者觀眾取與學，有人在其中見到自己，有人在其中見到理想。

但金庸只寫旁人，一再拒絕作傳供人參詳。他解釋，一來真實經歷浩瀚蕪雜，二來交友多，枝枝蔓蔓牽連不便。

這是金庸的透，也是他的善。畢生已盡興，無須要人供奉煙火，在自戀與憐人里，他選后者。

▲《天龍八部》，掃地僧。

金庸與李敖有過一次不歡而散的會面。1979年，金庸去臺北，李敖請他來聊天，當時金庸說到自己因長子早殤而篤信佛教，李敖問他：“佛經里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