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愛錢，也愛蘇聯 ——雙面間諜斯克里帕利的生與死

斯克里帕利和女兒尤利婭在英國。（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11月1日《南方周末》)

俄羅斯軍事情報總局格魯烏（GRU）特工謝爾蓋·斯克里帕利（Sergei Skripal）大概是叛逃西方的蘇聯—俄羅斯間諜里知名度最小的，直到2018年3月英國索爾茲伯里的神秘毒殺案見諸報端。毒殺案后，斯克里帕利幸免一死，被英國政府藏了起來，既不露面也不發言。我們除了從他女兒尤利婭口中知道他還活著外，其他一概不知。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諜戰迷霧重重不可窺探：也許是命運的安排，在斯克里帕利中毒前，一位記者為了寫書對他進行了深入的采訪。2018年10月9日，這本《斯克里帕利檔案》上架了。

馬克·厄本（Mark Urban）是英國BBC2臺跑外交與國防線的記者，也是一名軍事史學者。2017年，馬克打算寫一本關于蘇聯間諜的著作，這本書原本設想以五六個叛逃到西方的蘇聯間諜為主角。為此，他在2017年夏天多次采訪斯克里帕利。因為馬克曾在1988年作為戰地記者采訪過蘇聯在阿富汗的作戰部隊，和斯克里帕利共同認識一些老兵，因此得到了斯克里帕利的信任。

2018年3月4日的暗殺事件發生后，馬克改變了寫作計劃，將全書聚焦到斯克里帕利一人身上。斯克里帕利中毒后，馬克數次提出采訪要求，都被警方以安全考慮為由拒絕了。

《時代》周刊對這本書的評價是：“厄本及時而迅速地為這次異乎尋常的間諜事件寫了一本精明的書，斯克里帕利事件的后續發展將來或許會有其他書籍再做跟進，但是它們跟厄本的研究提供的深度背景信息是不可相提并論的。”遺憾的是，由于出版周期的限制和案情調查的快速發展，這本書的內容沒有加入最新的調查結果：此書10月9日上架，9月暗殺者的真實身份曝光，可惜這時書已經進入印刷流程，無法把這個重大案情突破加進去。不過作者在推特上對后續的案情調查表達了認可態度。

謝爾蓋·斯克里帕利（中）和家人合影。母（左一）父（后排左一）。（資料圖）

早年間諜生涯

謝爾蓋·斯克里帕利的出身可謂根正苗紅，他1951年生于加里寧格勒，父親是蘇聯紅軍炮兵。高中畢業后他和哥哥瓦萊利都進入了高級軍工學院，畢業后都當了傘兵。1972年他與青梅竹馬的女友柳德米拉成婚。1970年代中期，斯克里帕利作為傘兵部隊偵察兵被派往遠東特種部隊。在那之后，他被派往烏茲別克斯坦（當時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之一）。1978年底，他又作為特種部隊被派往阿富汗，執行暗殺幾名親美阿富汗高官的任務。

1979年，斯克里帕利終于從特種部隊轉為“真正的間諜”，他從烏茲別克斯坦調到莫斯科，參加了4年的間諜培訓課程，同時學習葡萄牙語（GRU原計劃將他派往莫桑比克）。1984年，在緊急培訓了一段時間英語后，他被派往地中海小國馬耳他，開始了第一次駐外任務。他的官方身份是分管體育和文化的大使館秘書（外派間諜分為兩種：“派駐間諜”和“非法間諜”。“派駐間諜”指有官方身份的間諜，通常是大使館職員。斯克里帕利就屬于這類。這也是所謂被默許的“官方間諜”。“非法間諜”則是以平民身份隱藏在別國的間諜，比如在美國被捕的俄羅斯間諜安娜·查普曼）。

1980年代，蘇聯人民旅居海外的機會是非常難得的。馬耳他雖然是個地中海小島國，但是生活水平好得多。在莫斯科排隊買鯡魚罐頭的斯克里帕利一家到了這里，天天都能吃到海鮮大餐。不過駐外工作通常只有三到五年，對于GRU間諜來說，想延長駐外時間或者再次外派到更好的資本主義國家，必須得有“業績”：策反了多少西方間諜，或收買到多少情報。然而，斯克里帕利發現馬耳他實在不方便開展策反工作：作為冷戰中東西方力爭的戰略要地，馬耳他地方雖小，各國間諜卻很多。西方間諜也有業績考核。常常是他把屬意的策反對象，比如美國大使館某職員，約到小酒館，酒過三巡后卻發現對方也想策反他?；ハ嗖?，很尷尬的。

因此斯克里帕利很快改變了策略，轉而結交那些來馬耳他度假的駐意大利西西里的美軍，常常組織個友誼足球賽或者請他們喝酒什么的。斯克里帕利跟馬克說他成功策反了6人，甚至包括一個部長。不過馬克不能確定他有沒有吹牛，畢竟那時候有的特工跟西方人喝了幾杯酒就跟總部匯報說策反成功。

1989年，斯克里帕利的駐外任期結束，從馬耳他回到了莫斯科的GRU總部做文職工作。他一家子住進了莫斯科的GRU家屬區。這段時期還有個小插曲：從孟加拉回國的GRU同僚巴拉諾夫因為在莫斯科向CIA間諜出賣情報被抓了現行。斯克里帕利跟馬克說負責調查和逮捕工作的就是他本人。他從巴拉諾夫的慘痛教訓中總結了寶貴的經驗：1）賣情報最好不要賣給美國，因為CIA被GRU滲透得厲害，賣給美國情報很快就會被埋伏在CIA內部的GRU密探報告回莫斯科，你就暴露了；2）賣情報一定要在境外接頭，身在莫斯科時與CIA間諜接觸很快就會被反間諜局的人發現。

英國政府認為這兩人就是暗殺的執行者（資料圖/圖）

心態變化

1991年蘇聯解體，GRU的人跟其他俄羅斯公民一樣，日子都不好過。斯克里帕利的哥哥瓦萊利一家當時正駐扎在哈薩克斯坦，一夜之間變了天，雖然哈薩克斯坦當地人還不敢沖進部隊家屬樓，可是很明顯此地不宜久留。但如果拖家帶口返回老家，就必須放棄部隊分配的住宅，而老家又沒有地方住。工資當然領不到了，連從哈薩克斯坦回莫斯科的機票都要自己出，但飛機得自己找。有的GRU特工拖家帶口在航站樓打了幾個星期地鋪，才調到飛機。到了莫斯科，又發現以往上了火車就能一路暢通回到加里寧格勒老家，現在卻要穿越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兩個國家。當年參軍時效忠祖國的誓言和在阿富汗戰場上灑的熱血顯然幫不了他們分毫。斯克里帕利跟馬克說起往事，對這份屈辱依然耿耿于懷。

1992年，斯克里帕利對葉利欽新政府的“休克療法”失望透頂，給GRU總部打了辭職報告。斯克里帕利的領導一看人心渙散個個都想跑，為了挽留他，許諾他派駐巴黎的肥差（后來這肥差又被跟領導關系更鐵的人搶了）。1993年9月，斯克里帕利被調劑外派到西班牙馬德里，按計劃他要在這里駐扎到1996年。

他的官方身份是俄羅斯駐西班牙大使館的“主管科技的首席秘書”，真實身份是GRU上校。斯克里帕利跟馬克說，他外派西班牙時的心態跟馬耳他時期已經大不相同，馬耳他時他一心要立功，而到西班牙時他只想帶著老婆孩子永遠離開俄羅斯，因此他多跟商人結交，希望能搞點錢在西班牙馬拉加開個酒店。

被英國軍情六局策反

他結識了石油商人理查德·巴格瑙（此人實為偽裝成西班牙富商的英國軍情六局MI6間諜）。巴格瑙的國際石油貿易公司在英屬直布羅陀，他以想在俄羅斯收購石油公司為由接近斯克里帕利，實際上巴格瑙知道斯克里帕利的GRU身份并試圖招募他：比如送他一本《水族館》問他怎么看這本書（《水族館》是1978年叛逃英國的蘇聯間諜弗拉基米爾·列茹所寫的關于GRU總部的書，GRU總部由于大量使用玻璃幕墻，俗稱“水族館”）。巴格瑙和斯克里帕利的家人也非常熱絡，他常常給斯克里帕利的兒子薩沙（亞歷山大）和女兒尤利婭帶小禮物，還送給斯克里帕利一個英國鄉村農舍的小模型。斯克里帕利顯然非常喜歡這個小模型，1996年他離開西班牙時帶回了莫斯科，2010年又一路帶到了英國。馬克說現在這個小模型還在斯克里帕利家中。

斯克里帕利雖然也早就懷疑巴格瑙不是什么西班牙富商而是想要策反他的英國間諜，但是一開始他不為所動。不過，在1996年夏天他的駐外工作快要結束時，斯克里帕利最終跟巴格瑙攤牌，表示如果英國能保證一旦事情敗露會為他提供庇護，他就愿意為MI6提供情報。作為投名狀，斯克里帕利默寫了一張GRU組織結構圖讓巴格瑙帶回MI6總部。MI6總部18年來從沒搞到過這種高質量的情報。斯克里帕利每次和巴格瑙會面，MI6付給斯克里帕利3000美元的“咨詢費”，存在他西班牙的秘密賬戶。

斯克里帕利并沒跟馬克解釋他從赤膽忠心到背叛國家的心路歷程。但是馬克從他們平時的閑聊推斷，這是由于斯克里帕利對蘇聯解體的悲觀情緒和對葉利欽政府的極度鄙視促成的。斯克里帕利始終認為他加入GRU宣誓效忠的對象是蘇聯（“若我違背誓言，必將受到蘇維埃法律的嚴懲和勞動人民的蔑視”），然而蘇聯亡了，他的誓言也就自動失效。何況1990年代初不比1970年代。在1970年代，一個蘇聯間諜叛逃英國對MI6來說是喜從天降奔走相告的大事，蘇聯解體后樹倒猢猻散，叛逃英國的蘇聯間諜多到超編，MI6接收不過來，不得不拒絕掉大部分“小角色”。也難怪對于斯克里帕利這樣的GRU駐外中層間諜來說，駐外結束前賣點情報算啥“出賣國家”？趁著還有人稀罕，趕緊“揮淚大甩賣”吧。

這樣的秘密會面到1996年9月斯克里帕利回莫斯科就告一段落。斯克里帕利并不愿意回到莫斯科GRU總部后繼續為MI6送情報，這樣太過于冒險。莫斯科不比馬德里，莫斯科有大量的克格勃二局特工，二局是克格勃負責國內反間諜偵察工作的部門（1995年后該局成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的反情報安全部門），他若與MI6的線人在莫斯科接頭，很容易暴露。

諷刺的是，斯克里帕利回到GRU總部后，負責的正是在GRU內部抓奸細的工作。此外他還主管人事，因此他知道GRU派到各國分支機構的“派駐間諜”名單。斯克里帕利非常清楚MI6渴望得到這些情報，但是他不敢在莫斯科把情報交給MI6的間諜。

1997年夏天，斯克里帕利的妻子接受了巴格瑙的邀請去西班牙度假，斯克里帕利讓她帶了一本俄羅斯小說作為送給老友的禮物。他用隱形墨水在書的天頭地角寫滿了情報。1998年夏天，斯克里帕利夫人又給巴格瑙帶了一本小說。1999年夏天，48歲的斯克里帕利已經到了退休年齡，加上身患糖尿病又升官無望，他從GRU退休，下海經商去了。退休后他可以親自出國，在西班牙和土耳其與巴格瑙會面了好幾次。有人或許會覺得斯克里帕利退休后就拿不到什么好情報了。實際并不是這樣。就如同普京說的：“世上沒有‘前克格勃’”，世上也沒有前GRU。斯克里帕利跟馬克說：“比如說我去參加一個派對，我就問朋友們‘維克多·伊萬諾維奇過得怎樣??？’他們就會說，‘他可開心了，他很快就要去巴黎了’，這樣我就知道他就是最近要派駐巴黎的間諜。”

年輕時的謝爾蓋· 斯克里帕利（資料圖/圖）

被捕

2004年10月，斯克里帕利和MI6特工在土耳其伊茲密爾的希爾頓酒店秘密會面后回到莫斯科，旋即被FSB特工逮捕。多年后，斯克里帕利通過研究自己被捕前幾年的諜戰檔案，推測導致自己被FSB盯上并不是因為不夠謹慎，而是被西班牙情報機構叛變的特工弗洛瑞茲給賣了。當然，弗洛瑞茲賣給俄羅斯的情報很可能沒有具體到名字，但是僅點出“GRU駐西班牙分部有人叛變”已經足夠FSB順藤摸瓜。這次被逮捕的共有兩人：向英國賣情報的斯克里帕利和向西班牙賣情報的波拉托夫。波拉托夫先于斯克里帕利被逮捕，嚴刑拷打后被送往醫院，他的妻子前去探望，卻驚恐地發現丈夫已經被勒死在病床上，幾根手指也被砍下。

MI6請斯克里帕利在土耳其伊茲密爾會面，除了拿情報也是警告斯克里帕利，并勸他趕緊隨他們去英國。然而斯克里帕利自認為跟波拉托夫雖然都在賣情報，但是相互沒有往來，因此不用過于擔心。結果他一回到莫斯科就被逮捕了。他被判叛國罪監禁13年。在他服刑期間他的家人在GRU家屬院成了過街老鼠，他妻子患上了膀胱癌，兒子抑郁酗酒。

為什么波拉托夫被殺而斯克里帕利只是被判刑13年呢？斯克里帕利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波拉托夫被FSB審訊時犯了致命錯誤：他想拿1990年代初西班牙GRU貪污公款的事跟FSB做交易來爭取從輕發落。

蘇聯解體后的通貨膨脹讓GRU的工資和退休金都縮水到只夠買棒棒糖的水平。因此俄羅斯駐西班牙的GRU機構有人人都揩公家油的氛圍。按照慣例，GRU招募線人盜取情報等等必要開支是由軍工委員會專門撥款。西班牙的GRU經常虛報開支，而且每級領導收取一定份額的“保護費”，金字塔式的腐敗一直蔓延到GRU的最高層。按斯克里帕利的估計，1990年代初西班牙的GRU分部一年能偷走200萬美元的公款。

波拉托夫大概覺得GRU和FSB這兩個情報機構素來喜歡互相捅刀子，如果他把GRU的貪腐案告訴FSB，說不定FSB會給他減刑。誰知道他算錯一步：萬一FSB也從中拿了錢，怎么能不殺人滅口呢？斯克里帕利被FSB審訊時的策略就是一問三不知，堅決不承認自己賣過情報，其余一句不多說。

交換間諜

就如前面介紹的，除了“派駐間諜”還有一種“非法間諜”，他們是外派間諜中的精英。“派駐間諜”有官方身份，通常用真名，還能帶家屬，僅僅是私底下干點間諜工作。而“非法間諜”用的是假名假身份，遠離家人和朋友，有時候在外國一潛伏就是幾十年，是間諜中最難培養也最受器重的。

1999年，FSB中負責“非法間諜”的S部門高層波捷耶夫被美國策反。從1999年開始他暗中為美國送情報，直到2010年他感覺自己有暴露的危險，叛逃到了美國。他一安全到達，CIA就收網，把他交代的俄羅斯在美國的“非法間諜”一鍋端了，其中就有著名的美女間諜安娜·查普曼。這一輪交鋒過后自然是交換間諜。已經在監獄關了6年的斯克里帕利，終于逃出俄羅斯，被MI6安頓在英國小城市索爾茲伯里。

英國政府給他提供的安置套餐包括一座價值大約26萬英鎊的住宅（在索爾茲伯里也就只是普通家庭水平）。每月提供生活費，還保證把他的家人接來?？上С怂钠拮恿旅桌瓉砹?，他90歲高齡的老母親不愿意離開俄羅斯，而他的兒子薩沙和女兒尤利婭考慮到家人朋友和工作，也不愿意搬到英國，只是常常來看望和小住一段時間。2012年，他的妻子死于癌癥。2016年，他遠在俄羅斯的哥哥瓦萊利也過世了。2017年，他兒子薩沙返回圣彼得堡看望女友，結果沒幾天就暴斃。醫生說死因是酗酒導致的肝臟衰竭。因為遺體是火化后才運到索爾茲伯里的，無法再次尸檢。不過斯克里帕利對馬克表示，他并不覺得兒子是被人害死的。

剛剛上架的《斯克里帕利檔案》（資料圖/圖）

中毒

后面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2018年3月4日，斯克里帕利和女兒尤利婭在索爾茲伯里差點兒被神經毒劑Novichok毒殺。

3月3日，尤利婭從莫斯科飛到索爾茲伯里看望父親，她告訴父親她與男友斯捷潘·維基耶夫喜事將近（此人在她中毒后突然人間蒸發）。4日早晨，斯克里帕利和女兒去墓地給妻子和兒子掃墓。11點半回到家中，中午1點再次出門去市中心吃午飯。吃完午飯出來，兩人開始感覺身體不適，坐在路邊凳子上休息，隨即流虛汗、口吐白沫、瞳孔放大、昏迷倒地。

路人還以是吸毒者嗑藥過量，幫忙叫了急救。急救人員趕到后，斯克里帕利父女已經幾乎沒有了脈搏和呼吸。急救人員處理吸毒過量倒是輕車熟路，直接來一針安托品對付心跳過緩的癥狀。這一通亂治，歪打正著，無意中成了斯克里帕利父女幸運保命的關鍵：雖然他們不是吸毒過量，但是神經毒劑的拮抗劑也正是安托品。神經毒劑會抑制乙酰膽堿酯酶，進而導致乙酰膽堿瘋狂釋放（乙酰膽堿是一種神經遞質），使得中樞神經短路，中毒者唾液汗液齊流，心肺功能停止。而安托品可以保護乙酰膽堿酯酶。雖然急救人員給的安托品劑量雖小，但很及時，對于搶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斯克里帕利父女入院后，醫生們就是根據他們血液中低到幾乎檢測不到的乙酰膽堿酯酶判斷他們是中了神經毒劑。當地警察局的貝利警探到斯克里帕利家去調查毒到底下在哪兒，把桌椅板凳、鍋碗瓢盆都翻遍了，也沒有頭緒。貝利警探回來不到24小時也倒了。他的辦公桌、電腦鍵盤、儲物柜都檢測出神經毒劑，一時間引起恐慌，連警察局都被封鎖。而斯克里帕利父女的車的門把手和方向盤也檢測出神經毒劑。

三個星期后，英國警察才回過味來：神經毒劑是抹在斯克里帕利家的門把手上的！

下毒者應該是在斯克里帕利父女去掃墓時抹的毒（佐證：墓地完全未檢測到毒劑）。斯克里帕利11點半回家開門時手上沾到毒劑，然后開車出門用餐又接觸到車門和方向盤，而警探試圖開門時沾到手套上，回到警察局要打字，脫下手套時污染了手指和鍵盤，手套又放回了儲物柜。也因為這樣，警探中毒癥狀最輕微。

為什么要殺斯克里帕利

斯克里帕利在索爾茲伯里跟策反他的MI6間諜巴格瑙依然保持著友誼，他們不但常常聚會，有時候斯克里帕利還會到MI6去為特工培訓做講座。馬克揣測，難道就是因為這個，兇手認為斯克里帕利又開始搞間諜活動，因此要斬草除根？但是斯克里帕利2004年就進了監獄，他連智能手機都不熟，能知道什么時興的機密？

也有可能兇手只是要暗殺某個叛逃間諜殺一儆百、以儆效尤。不過如果是這個目的，斯克里帕利顯然不是他們最想殺的。他們最想殺的，應該是出賣安娜·查普曼等人的波捷耶夫才對。要以儆效尤，為什么不殺波捷耶夫而殺2004年就退出間諜界的斯克里帕利呢？何況追殺交換出去的間諜也是壞行規的。

也許只是因為波捷耶夫不好殺，才拿斯克里帕利開刀的。波捷耶夫在美國改名換姓不知所蹤，斯克里帕利不僅用的是真名，住址也不是什么機密，他的兒女更是在俄羅斯和英國之間頻繁往來，容易追蹤。當然更重要的是，據說2016年波捷耶夫就死了。斯克里帕利覺得波捷耶夫死得蹊蹺，說他死了的消息并不是美國傳出來的，他猜測這是有人故意散布死訊，引誘那些知道波捷耶夫地址的至親好友跟他聯系，或者他主動跟至親聯系澄清死訊，這樣就能摸清他的行蹤。

斯克里帕利中毒后，網上的鍵盤俠打嘴仗：“如果真的是軍用純度的神經毒劑，他們早就死了。”馬克對于這個爭執很是無語，首先他認為英國政府的“軍用純度”的說法很不科學。也許英國政府這樣措辭只是暗示這毒劑不是普通犯罪分子在自家廚房就能搗鼓出來的。但是軍用的神經毒劑未必是高純度，也未必有很高的致死率，比如蘇聯的VX毒劑只有30%的致死率。何況離開劑量談毒性都是耍流氓。特別是通過皮膚吸收的毒劑，受到環境隨機因素影響，毒發時間可以從幾十分鐘到十幾小時。如果斯克里帕利父女在接觸門把手后因為如廁或者用餐洗了手就會稀釋毒劑，這也可能是他們僥幸活命的因素。

2018年7月，“毒不死人”的爭論告一段落：索爾茲伯里的吸毒者/拾荒者斯特金斯撿到一個Nina Ricci香水瓶，往手腕上抹了一點。8天之后不治身亡。她的同居男友也入院。醫生發現她中毒的劑量大約是斯克里帕利的十倍。這次中毒事件帶來了重大案情突破，警方從她撿破爛的公園調了監控，跟斯克里帕利家附近的監控對比（這是附近的道路監控。斯克里帕利家并沒有正對大門的攝像頭），最終縮小范圍確定了兩名嫌疑人。

不過也許這都不是重點。斯克里帕利的女兒尤利婭3月3日到索爾茲伯里，暗殺者也在同一天到達，明顯是跟著尤利婭啟動了行動計劃。有一種猜測是斯克里帕利不用手機，因此無法定位，暗殺者指望靠尤利婭的手機來確定他們的行蹤以便下毒。這種假設說不通的是中毒那天尤利婭的手機其實關機放在家里（可能為了節省國際漫游費），而且斯克里帕利每個周末都去掃墓，行蹤固定，犯不著用手機定位這么麻煩。所以另一種可能就是尤利婭也是暗殺目標之一，并不是受了父親連累。暗殺者就等著她什么時候離開俄羅斯，好在境外一次性干掉他們父女二人。

斯克里帕利和女兒尤利婭（1980年代）。（資料圖/圖）

結語

讀過這本書后大家可能對諜戰小說的設定很幻滅。斯克里帕利既沒有“美女蛇”也沒有“香車豪宅”，從1996年被策反到2004年被捕，他出賣國家機密所得的贓款，總共也就可憐的6萬美元，往多里算也不超過9萬美元，卻落得非常凄涼的下場：鋃鐺入獄，流落他鄉，妻死子亡，自己和女兒也險些喪命。

如果說他不圖錢，純粹是被西方意識形態所吸引也說不通：馬克發現斯克里帕利不但非常愛國，懷念蘇聯，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沙文主義者。比如關于克里米亞問題，他就無比贊賞俄羅斯的做法，甚至對烏克蘭有非常輕蔑的評價，馬克提醒他：“我的父親就是烏克蘭人”（意為你這樣說可不妥），斯克里帕利卻答道：“那你就沒什么可擔心的了。”聽得作者一腦袋問號。

在中毒前，斯克里帕利住著英國的房，吃著英國的糧，天天守著電視看俄羅斯國家電視臺，可見人性之復雜。馬克覺得如果斯克里帕利還有投票權，恐怕也會投給普京，不過斯克里帕利中毒后，沒能再次采訪他，所以也不確定他現在的想法。而他的女兒尤利婭在康復后已經和家人朋友開始交流，她還是愛著俄羅斯，如果性命無憂，還是想回到祖國。

普京總統的助理蘇爾科夫（經歷過葉利欽、普京和梅德韋杰夫的三朝元老）曾經寫過一本小說《接近零》，故事背景是蘇聯解體前后的社會亂象，其中有這樣一段描述：“大家都很困惑。那些生來服務人民的人，要么逃往自由，要么變成麻木的奴隸，要么陷入庸俗的虛無主義。……軍人改行當殺手，人民英雄們開始緩慢但穩定地變賣石油和國防，再把錢藏進夏屋的桑拿房。他們在桑拿房密會奸商，抱怨改革失敗，法制崩壞。擦干了眼淚和汗水，他們又接著把國防賣給外國人。他們哭啊哭啊，哭完又賣，賣完又哭。好??！那會兒真是好日子……”可見斯克里帕利并不是特例，而是當時的社會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