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說不完

金庸（新華社記者 陶明/圖）

一

初見查先生，是1993年夏天在新加坡，我隨復旦大學辯論隊赴獅城參加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

自打得知金庸將擔任決賽的五位評委之一，親睹大師風采也就成了我們沖進決賽的最大動力和福利。當時辯論隊里的季翔、嚴嘉都是超級金粉，對金庸小說里的人物個個耳熟能詳，所以在決賽關于人性本善的那場辯論中，自然而然地引用了四大惡人來維護我們作為反方的立場。在當時的電視轉播中，導播及時地切出了一個金庸會心一笑的大特寫，讓這場青年學子們的國際電視辯論，更多了幾分游戲和俏皮。

我和隊友們從來不曾追星，但是見到金庸本尊卻是激情澎湃。

見到查先生，第一眼的印象就是儒雅、平和、慈愛，眼睛在鏡片后總是混合著洞察世事的狡黠和寬容接納的笑意，說話語速不快，語調也不高，不疾不徐，帶著好聽的浙江口音，帶著不經意之間閃爍出來的幽默；同時總是在認真地、用心地傾聽對方，哪怕只是少年人有點敬畏和幼稚的表達敬意。

那時的我，是一個從未踏出過校門的二年級研究生，生平第一次見到景仰的名流大家，羞怯得不好意思討要一紙簽名或者一張合影。

二

讀金庸的書，當然是遠早于見到大師其人。

畢竟，讀金庸是1990年代中國大學校園的一種時尚，或者說一種文化。無論男生女生、文科生還是理科生，都會對韋小寶津津樂道幾句。一本《笑傲江湖》，總是不知流傳了多少個寢室。

畢業之后領了第一個月工資，買的第一件奢侈品，不是包包，不是化妝品，也不是衣服鞋帽，而是金庸的全套小說！至今清晰記得那種如獲至寶和愛不釋手。當時我住在中央電視臺院里的單身宿舍，是既沒有電梯、也沒有空調的老式的筒子樓，我和同年進臺的一個同事住在六樓一間不到十平米的寢室。在1994年夏天的酷暑里，把這套書扛上六樓，不是一件輕松的事。那么小的屋子，只能擺下兩張單人床、一張桌子和兩個簡易的折疊衣柜。我們自然沒有書架。這套書，就一直原樣放在箱子里，放在床底下。只要有空，我就會不懼灰塵，把箱子拉出來，隨機抽出一本、隨機翻到任何一頁都可以讀下去。

后來從國際部《正大綜藝》組，調到文藝部《文化視點》，隨劇組常駐賓館一兩年，我的僅有的收藏，也從宿舍搬到海淀的漳州賓館。再后來電視臺分配給我一套一居室的房子，是我這輩子的第一套住房，我把小小的客廳三面墻都做成了頂天立地的書架。我的收藏終于可以從紙箱子里拿出來，整整齊齊地擺上書架了——當然是擺在了最醒目、也最方便的位置。每每閑坐在我的小沙發上，目光落在那面墻，從1到15的順序排列，從《書劍恩仇錄》到《鹿鼎記》，一本不少，喜愛和滿足就會在小屋里慢慢彌漫開來。

直到今日，我已經客居英倫16年，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