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級小說《北鳶》作者葛亮:從家族傳奇中找到面對時代的自信

作家葛亮身上,能看到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改革同齡人

葛亮,1978年生于南京。先后畢業于南京大學和香港大學,獲博士學位,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70后代表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朱雀》《北鳶》,小說集《七聲》《謎鴉》《浣熊》《戲年》《問米》,文化隨筆《繪色》,散文集《小山河》等。作品被譯為英、法、意、俄、日、韓等文字,獲選《亞洲周刊》“全球華文十大小說”、2016年度“中國好書”、“華文好書”評委會特別大獎等,并被編入“當代小說家書系”、“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18年11月,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代表性青年作家”獲頒廣州人才綠卡。

作家葛亮身上,能看到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他祖籍安徽安慶,其族與皖南陳、鄧、方等世家締有姻親。

他的太舅公是陳獨秀,表叔公是鄧稼先。民國年間,祖父葛康俞受聘為中央大學教授,舉家遷入南京。

累世的文脈,匯于葛亮一身。他自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其后赴港大深造。他的創作才華首先因港臺的文學獎項得到肯定,如今擁有大量讀者。長篇小說《北鳶》發行凡30萬冊,這個數字對于嚴肅文學作品而言,足以稱之為“文化現象”。首版問世兩年之際,仍有學者召集大型研討會,著意剖析它的成功。

葛亮生于1978年,一個具有轉捩意義的年份。

70后文學批評家、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張莉認為,葛亮的文學造詣不僅承自家學,亦由時機造就。“從葛亮身上,我們既可以看到大陸青年如何‘走出去’,成為一代人的榜樣,也能看到作為香港文壇一員的他如何‘走進來’,在內地廣受歡迎;不同地域的文學與文化特點,在他那里并不互斥,而是非常恰切地生長、融合??梢哉f,改革開放40年的成果,從這位年輕人身上,得到了具體而切實的體現。”

1996年

棄熱門專業,接續家族文脈

四十年前的風云迭轉,對于傳統知識分子的意味,自不待言。

葛亮的母親是“老三屆”,上山下鄉期間學會了插秧割稻,是田間的“一把好手”,卻從沒有放棄學習。高考恢復之初,她就憑借長年的功底考入大學,后成為高校教授。

葛亮的父親自小習畫,天分過人,但因早年失怙等原因,未能實現自己的藝術理想。物理專業畢業后,他先是由省城分配蘇北,在葛亮出生后不久,即調回南京,任職于省科委下轄的研究所。

在幼時葛亮記憶中,這是一個平常無奇的知識分子家庭,與科研所大院里的親鄰并無不同。作為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他最要好的玩伴是一位住在街對面的同學,名叫成洪才。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南京,具有一種混雜的城市形態。馬路這一邊,是葛亮父母所在的機關大院,一個建制完善的社區;馬路另一邊,是一片平房。成洪才一家三代,因父親要進工廠接班,從遠郊的六合遷來,也帶來了原鄉的生活習慣,甚至專門開了一畦地,種糧食和瓜果。葛亮第一次到洪才家,迎面飛撲而來的竟然是一只“像狗的鵝”,他記得自己歡快地叫了一聲,從此成了這個大家庭的編外成員,甚至跟他的小朋友學會了爬樹。

但這僅僅是一段夢幻般的插曲。洪才的奶奶去世之后,他們一家很快搬走,葛亮的童年又回復到一種安靜、文雅的日常。父母工作繁忙,對他的管束不多,倒是退休前曾為特級教師的外婆要求他,每天要描紅大字小字若干頁,背誦唐詩若干首。葛亮恰恰是極有恒心和毅力的性格,經過這種私塾般的教養,即便自認為有些不求甚解,也早早能夠出口成誦了。

隨著年歲的增長,那些家族前史的枝蔓,究竟還是在平凡的生活中露出了端倪。

葛亮曾祖父葛溫仲與陳獨秀等留學東京時的合影(1903年)。

有一次葛亮跟隨外公自禮堂觀影歸來,夕陽照得兩人心情舒暢。他忽然聽見外公用英文唱起了《雨中曲》主題歌。當時的外公,頭戴鴨舌帽,手推自行車車把,穿著灰調中山裝,還戴了一副套袖,怎么看都是極為樸素的模樣。他還不知道,外公是在他的舅父、直隸軍務督辦褚玉璞的官邸中長大,盛年時來到摩登氣息十足的上海經商。諸如《城市之光》《魂斷藍橋》和《雨中曲》,在改革開放之初尚屬“內部觀摩片”,對于外公卻已是舊相識了。

另有一回,那是葛亮上中學之后,家里因為要搬家,整理出了好些舊藏。其中有一幅畫,背后有膠帶修補過的痕跡,父親拿到他面前,說:“你看,你小時候不懂事,把它給撕了。你知道這畫是誰的么?”葛亮全無頭緒,聽父親接著說:“是李可染的;李可染,是你爺爺的同學。”也是在那段時間,父親引他拾讀祖父于1940年代撰寫的《據幾曾看》,講起這部書畫論著的淵源,又始自祖母的舅父陳獨秀……

據幾.jpg

祖父的教授聘書,以及于1940年代撰寫的《據幾曾看》。

“直到那時,我父親才開始給我建設起這樣的一個家族概念。”11月7日,坐在香港浸會大學的一處四面來風的開闊平臺,葛亮徐徐談起他對于家族根脈的實感,“其實我在中學之前的懵懂,現在回想起來也挺好的。我也不希望在過早的時候,就有一種所謂的身份上的負累。而當你成長起來之后,你再去面對這樣的祖輩,會覺得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在很多事情上,你不孤單了,你是有底氣的。”

葛亮的祖父和父親。

1996年,葛亮高考第一志愿填報了南京大學中文系。中學老師提醒過,他有資格改選更熱門的商科或法律,葛亮的母親也確實動了心。畢竟當時在整個大家族中,沒有一人從事人文領域,她擔心無人與他相互扶持。

一向樂天無求的父親,卻在這件事上說服了母親,力主葛亮去追尋自己的夢想。葛亮明白,父親是將他自己多年未了的心愿,寄寓在了他的身上。

“后來,我上了南大中文系,我父親非常高興。”葛亮回憶,“他會覺得我又回到了我祖父當年執教的大學。這對我們的家庭來說,可能是一種很大的安慰吧。”

1998年

泡BBS,內向性格被互聯網改變

18歲那年暑假,葛亮偶然經過一家打折書店,買下了沈從文整套文集。其中一本普及度不算太高的《長河》,竟然完全打破了《邊城》里給人留下的靜美印象,寫的是湘西村民在外部巨變影響下的焦灼感。在這部小說的序言中,沈從文對于民間歷史有個簡捷的概括,在葛亮心中振聾發聵至今:“常”與“變”。

也是在那個夏天,大學入學之前,葛亮同父母到夫子廟一帶游玩,坐在文德橋的欄桿上拍了一張照片。不久前,再次翻看這張舊照,他赫然發現有個路人極為搶眼:那是一位中年男子,腰間別了磚頭似的“大哥大”,臉上是一派氣定神閑,帶著一點小小的得意。葛亮說:“我想,他很可能就是‘先富起來’的那一批人吧。”

進了大學,“外面的世界”撲面而來。頭一件就要感謝互聯網。1998年,南京的西祠胡同BBS盛極一時,葛亮主要出沒于其間的“后窗看電影”論壇。這也是全國最早的電影論壇之一,基本代表了民間網絡影評的質量高峰,連版內口號“電影是生活的一扇后窗”,經《南方周末》報道后,都具有了非常廣泛的認知度。

西祠胡同“后窗看電影”論壇,喚醒了葛亮的交流欲。

它的創辦者是70后文化人衛西諦;最初一批寫手中,不乏圈內人士和電影學院師生。令葛亮印象深刻的著名ID“北方影武者”,即是《鐵齒銅牙紀曉嵐》的編劇史航,現在很多網友更習慣叫他“鸚鵡史航”。遙想20年前的西祠胡同,兩人共同的感慨是,那個虛擬的世界卻實實在在地重塑了很多人。

葛亮說:“互聯網的意義可能是,它打破了我們對于所謂的人際,乃至于社區(community)的概念;每個人都可以在別人的鼓勵之下,借由另一種身份,嘗試著去發表自己的觀點。這對我們而言,實際上是一個蠻美好的回憶。”葛亮上了中學之后,有段時間變得頗為內向,不愛說話?;ヂ摼W和BBS的出現,重新喚醒了他的交流欲望,盡管那時,大家的很多觀點還不太成熟,跟互聯網技術本身一樣,一切欣欣向榮。

而在當年的南京大學,葛亮還有一項難忘的經驗:與國際交流生合宿。葛亮的舍友Jack,是個華裔美國人,由美國名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選派而來。他給葛亮講了很多美國的面貌,講自己家族的電腦主板生意,也少不了教會他幾句俚語粗談。后來,葛亮寫了一篇《威廉》,收在短篇小說集《七聲》中,其中的“威廉”就有這個同伴的影子;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朱雀》,將男主人公許廷邁設定為從蘇格蘭到“N大”留學的華裔游子,同樣參照了這段過叢。

后來的一些讀者,因為葛亮的《北鳶》,將他歸入崇古守舊的一派,實際上,葛亮從未刻意抵觸過現代科技,iPhone從第一代用起,習慣電腦寫作,鍵字飛快。

只是在很偶爾的時候,他會有一種失落感。

多年來,葛亮保持著用毛筆寫信的習慣,這個習慣只對一人:祖父葛康俞的故友、著名出版家范用先生。一來一往,必是素箋稿紙。

范用先生離世后,已經長久無人要他寫親筆信了。

2003年

留學香港,用寫作回望家城南京

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香港與內地高校之間的跨地招生得到了政府支持。三年后,葛亮本科畢業,順利入圍教育部的遴選計劃,被香港大學文學院招收為研究生,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

2000年12月,南京的氣溫跌破0℃,母親把他裹進了一件厚呢大衣,送他上了火車。當他走出紅磡火車站,打車來到香港大學校園時,看見的卻是一位紅發老教授,穿著短褲悠悠走過。入住之后,葛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街,給自己置辦一身輕快的夏裝。卸下“棉包”的一瞬,他的身體叫囂出兩個字:“自由!”

就切身體會來說,葛亮并不覺得香港難以適應,反而常有一種似曾相識感,也許因為他的第一站選在了港大。據葛亮說:“從一個百年大學來到另一個百年大學,兩者中間是有接續的。”他知道腳下的道路,陳寅恪走過,朱光潛走過,許地山也走過。文學院所在的Main Building,60年前曾是張愛玲求學的地方。從港大校舍走出不遠,有一條高街,兩邊山坡上盡是連天蔽日的唐樓,張愛玲在《第二爐香》中,曾用“崎嶇”一詞形容。葛亮置身其間,不得不服膺她的老辣。

葛亮說若非來了香港,也許自己不會開始寫作。

如此觀之,港島處處有掌故,并不是人們口中的“文化沙漠”。港人對于本土文化地標的珍重,在葛亮看來,甚至構成了某種提示或刺激。他說,若非來了香港,也許自己不會開始寫作。

碩士畢業那年,葛亮回到南京,造訪夫子廟貢院街上的百年老號“奇芳閣”。那是2003年。他看到的是一個略顯殘舊的門樓,掛著飄搖的彩招,下面是一個巨大的金黃色字母M——由于經營不善,茶樓的一層已經租讓出去,成為麥當勞的門店。這個“后現代”的組合,讓葛亮覺得觸目。他忽然意識到,作為古都的南京正在消弭,被一些全球化、標準化的組件所取代,卻又無可奈何。他只能訴諸他擅長的方式,用虛構的文字世界來安放關于南京的記憶。這就是《朱雀》的創作緣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詩中所描繪的實景就在夫子廟對岸,可知葛亮對于這一帶有著多么穩固的心錨。30萬字的“紙上南京”,他用了5年建成,其間還在港大完成了博士學業。

40萬字現象級小說《北鳶》。

緊接著又是40萬字的《北鳶》,葛亮在其中虛構了一個居于南北之間的“襄城”,用于指涉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他將真實的家族歷史注入其中:《北鳶》的主線人物盧文笙,便是出身商賈世家的外公;士紳家族走出的“女狀元”馮仁楨,很多年后成為教葛亮背詩、描紅的外婆;寄情書畫、希冀獨善其身的精英知識分子毛克俞,則是祖父葛康俞的鏡像。

葛亮外公,是《北鳶》中盧文笙的原型。

葛亮祖父葛康俞,《北鳶》中毛克俞的原型。

這種與故事原型之間的親緣關系,決定了葛亮在復雜歷史面前的開放立場。“一個所謂的歷史人物,也許你在書寫歷史的時候,需要對他(她)進行一種非常清晰的定義。但當你把這個人物還原成家人,還原到日常生活,你會看到發散式的答案與可能性。”除此之外,這部40萬字的小說還描寫了100多位人物,囊括了民國年代的各個階層,尤其偏重民間。他認為民間蘊藏著歷史的真精神,每個個體的選擇最終決定了時代的走向。

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文學編輯部主任趙萍在2015年拿到書稿,深深驚異于作者的能力和潛力。她親自擔任了《北鳶》責編,見證了該書自2016年10月問世后,席卷年末各大圖書榜單,迄今共印刷了12次凡30萬冊。

趙萍說:“這部純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在大眾層面得到歡迎,也許因為它寫到的普通老百姓身上的精氣神,是今天的人們所向往的。” 正如她和葛亮共同為《北鳶》擬定的主題句:再謙卑的骨頭里也流淌著江河。

2018年

旅居近20年,對香港文化抱樂觀期待

梳理葛亮近年來的作品序列,會發現他雖身居香港,卻多是寫南京,寫架空的都市,甚或書寫異國他鄉。真正留諸香港的筆墨,似乎僅有2008年,熱帶風暴“浣熊”所催生的那部同名小說集,且充盈其間的,仍是非常“葛亮式”的觀照。他查考香港的歷史脈絡、少有人知的傳統民間慶典,觀測這座現代金融之都的二十四節氣。

許多論者會注意到葛亮在內地香港之間的游走,和他在寫作時抱有的抽離感。葛亮自己也承認:“雖然我很快就會講廣東話,我也有很多香港本地的朋友,但我的身份認同長期以來都是南京人。”對此,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葛亮的同儕兼好友唐睿說:“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他來自南京,一個文化底蘊非常深厚的地方,而且他又有很深的家學淵源;如果他出身于一個邊陲小村,估計會有另外一種呈現。”

唐睿生于1979年,原籍廣東潮州,3歲時隨父母遷居香港,成年之后分別到法國和上海求學,他的身份認同與文化記憶,都無限趨近于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與葛亮形成明顯差異。但他在葛亮身上,同樣沒有發現所謂異鄉人的漂泊感。

在香港旅居近20年的葛亮。

葛亮說:“我作為寫作者的內心比較獨立??赡苡械呐笥研枰ㄟ^身處的環境去定位自己,但我好像還好。如果換一個地方寫作,我還可以保持這種相對平靜的心境。”他很慶幸得以身處香港,“故土南京實際上離我并不遙遠,我又可以在一個相應的距離之外去躬身反照,回望早期的經驗。這種距離,實際上是非常有意義的。”

在香港旅居近20年,他對這片土地的文化生態有著切身的體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影港樂引領東亞,葛亮還在內地求學,便對香港這種勃發的朝氣油生向往。“香港人原來對于自己這種大眾文化是非常自豪的,他們甚至無意辯白說,這座城市的傳統文化或國學底蘊何其深厚,就覺得有‘四大天王’,有流行明星和影視劇這些已經夠了。誰不是聽著‘四大天王’的歌長大的,對吧?”

但現今,連知名導演和電影人都要費力去找投資。與內地的合拍片,逐漸成為香港這個世界第三大電影工業基地的求生之路。

“其實我覺得,香港電影的范疇是完全可以伸展的。”在葛亮看來,2018年廣東省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電影”,是香港電影的一次發展機遇,“在這一新的文化視野之下,我覺得香港電影可以尋找到一種新的凝聚力,本土導演和電影人也不用一味地自己去找資源,不會這么被動。”

2018年11月,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作家的代表獲頒“廣州人才綠卡”的葛亮,對香港的文化前景抱有樂觀的預期。他說:“其一,大家都要有一種更加開放的姿態;其二,一定要自信。香港這座城市的脈絡是什么?它的主線在哪里?我們都應該重新審視這個問題。”

改革創想錄

南都:隨著經濟的發展,傳統文化如何傳承,你的觀察是怎樣的?

葛亮:傳統的復興是基于一個怎樣的立場?是把它大眾化,還是把它精英化?是把它打磨得更加中國,還是給它一個更加全球化、普世性的定位?這些東西,其實我非常想通過我的作品去探討,但老實講,我也沒有答案。

我當時寫《朱雀》,就是想要探討一個非常傳統的城市在現代性、全球化的洗禮與沖擊之下怎樣自處的問題。但這些年來,我的心態是有變化的?,F在我更加重視所謂的傳統文化在當下所產生的變體。因為任何一種東西實際上都有一個嬗變的過程,形式上的失落或者說更新換代,不見得就意味著這種文化的式微。有時候,對傳統文化的精心呵護反而會將它狹義化甚而邊緣化,如果你讓它自由生長,可能反而會出現一些變體,讓它存活下來,甚至于被現代性所包容,這是一件似乎不可思議但又現實的事情。

南都:你如何看待“粵港澳大灣區文學”?

葛亮: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首先當然意味著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學交流,但在我看來,它更接近于一種文化的互動,這些在語言和文化審美上同宗同源的地區,由此重新建立起了完整的結構,甚至于版圖。從這個角度來說,我作為一個寫作者,它給我帶來的不僅僅是一種交流和游走的機遇,更多實際上是一種更大的創作視野和方向。我也希望在未來可以藉由這種視野,將我對文化的體認進行整合,去探索更多關于寫作的可能性。

(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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