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頻發“紅包”支持民企發展 民企負責人稱最關鍵是公平競爭

發真金白銀的“紅包”，成為地方政府支持民企發展最常見的手段之一。（視覺中國/圖）

“應該兼顧市場公平原則的維護。”一位民企負責人直截了當地表示，應該更多地讓市場成為民企發展的根本決定因素。

發真金白銀的“紅包”，成為地方政府支持民企發展最常見的手段之一。

近一段時間來，各地方政府針對民企發展密集出臺了一攬子舉措，聚焦在減稅降費、放寬市場準入、鼓勵民企參與混改、紓解民企融資困境等重點領域。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通過直接向受困民營企業“輸血”的方式來支撐其“渡過難關”，成為不少地方政府的選擇。而在具體實施方式上，不少地方政府將支持民營企業補貼與引導產業結構調整、轉型升級和人才引進等要求相結合。

比如，11月15日，山東省出臺的支持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35條措施”中，就明確提出為支持民營企業創新發展，對成功創建為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制造業創新中心的企業，省財政給予每個符合條件的企業1000萬-3000萬元的經費支持。

“獎補政策的標準非常關鍵，不然亦會導致另一種不公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小微企業民企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對民企的降費與補貼政策在推動民企發展壯大的同時，也要兼顧公平，特別是處理好上下游配套企業之間的利益關系問題。

同時他表示，和短期的支持資金相比，他更期待的是進一步降稅。這位企業負責人拿出一本打印著企業資金進出的儲蓄簿，上面的資金劃扣少則幾百元，多則上萬元。“降稅對我們來說是更長期的利好”。

受訪專家表示，在當前民營企業經營受困的情況下，通過降費、補貼等方式支撐其發展“無可厚非”，也是地方政府在現有“營改增”的稅收制度下能夠推行并實施的具體舉措。“但從根本上來說，降費與補貼只是暫時性的政策，如何從根本上解決掣肘民企發展的融資、成本與產權保護等問題，需要地方政府做更多的嘗試與探索。”

降費、補貼“紅包”不斷

各地方正在快馬加鞭地出臺系列針對民企的新支持政策。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降費補貼成為當前不少地方政府出臺支撐舉措的重要組成部分：部分地方政府通過一定程度地降低民企經營所需的電力、物流、租金等關鍵生產要素成本價格，來減少當前民企生產經營所肩負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地方政府直接通過向民企資金補貼的方式，對滿足條件的民企進行“輸血”式支撐。

深圳11月19日出臺了《深圳市工商業用電降成本暫行辦法》，預計未來3年內補貼工商業電價約125億元，實現工商業平均用電成本下降10%。據深圳市經貿信息委預估，此次降電價將為深圳超過1.5萬家企業降低用電成本。

近期同樣“降費”的涉及到物流運輸領域。10月29日，浙江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增強企業競爭力的若干意見》，其中對物流運輸成本給出了一系列“降費”舉措，提出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省屬及市、縣（市）屬國有全資可控股的高速公路路段，對使用浙江省貨車非現金支付卡的合法裝載貨運車輛試行通行費八五折；并鼓勵其他高速公路路段業主同步試行通行費八五折優惠。

除了主動“降費”之外，不少地方政府近期出臺的政策則更多地是聚焦在財政補貼領域，比如福建和山東兩省。在山東，通過財政補貼引導企業創新發展，符合條件的企業最高則可以獲得補助3000萬元；而在福建，全省有近千家企業近200億元研發投入獲得補助，其中絕大多數為民企。

當然，領取財政補貼“紅包”的關鍵是要符合地方產業發展導向。如山東省是根據開展“瞪羚、獨角獸企業培育行動”，對認定創新型企業分檔給予獎勵和融資支持。福建廈門市則是對民企的研發投入費用的基礎部分給予10%補助，增量部分給予12%的補助，以此來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發展高新技術。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金祥榮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當前民營企業經營受困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通過降費與補貼等方式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也是在當前“營改增”稅收體系下，地方政府主動有所作為的重要體現。

除了補貼降費，另一個更為直接的“輸血”是組建上市公司紓困基金，比如山東將設百億元紓困基金，首期規模約40億元；上海設立百億規模上市公司紓困基金等等。

“總體而言，地方政府的降費與補貼新政也僅是暫時性的政策。”金祥榮告訴記者，地方上出臺的降費補貼政策屬于短期政策，不少政策在出臺的同時，也伴有“有效時限”。

生態是關鍵

短期政策終究不能完全解決長期問題。

在采訪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相較于地方政府頻頻推出的降費補貼新政，民企則更加關注降費、補貼制度的平等性，以及市場的公平性等關鍵“生態”要素的創建。

“應該兼顧市場公平原則的維護。”上述民企負責人直截了當地表示，應該更多地讓市場成為民企發展的根本決定因素。

金祥榮也表示，民企在融資難、融資貴等關鍵領域存在的問題并不是短期才出現的，而是長期的難題，這是由民企的“制度地位”所決定的。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淵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民企發展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平等問題，主要包括相關市場準入的放開、金融市場上國企所具有的隱形擔保對民企構成的“擠出效應”等。

“尤其是對于一些新興產業的中小企業而言，無法提供傳統的融資抵押。”徐奇淵告訴記者，當前中小創新型企業成為民企發展中的重要力量，在推動支持這類企業的發展過程中，除了降費補貼之外，更需要關注的是如何來維護這類企業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

此外，不少具有創新與發展實力的民營企業則更多地是關注留住人才、知識產權保護、行業交流渠道以及企業信用等關鍵領域。

一位從事大數據服務行業的民企創始人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一方面，專利和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力度明顯還不夠，目前很多都需要民企自己去爭取，缺少真正方便高效的支持平臺；二是行業間交流渠道的不暢，導致涉及人才培訓、行業標準、行業規則和上下游產業鏈的打通等問題無法得到持續有效地推進；三是信用機制還未完全建立，特別是推動部分國企和地方政府建立誠信機制等領域。

“這些都是目前民企發展真正面臨的關鍵創建要素。”該民企創始人認為，相較于降費補貼等新政，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更加至關重要。

他也明確提出，最終應該讓市場成為決定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決定性要素。

“如果企業家總是需要政府給予扶持、關照，那反而未必是健康的模式。”徐奇淵總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