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朝南：流貶者的愛與哀愁

流經廣東省潮州市的韓江，始建于南宋的中國四大古橋之一廣濟橋橫跨江上。潮州人為了紀念韓愈，將母親河改名為“韓江”，除了韓江，潮州還有韓山、韓木、韓文公祠等，都是用以紀念韓愈。盡管韓愈刺潮僅八個月，但他在任期間大力推動了潮州的發展。有稱至宋代時，潮州已不再是“蠻夷之地”，成為人文鼎盛、重禮崇儒的“海濱鄒魯”。（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

廣東文化標本觀察之九

在廣東惠州西湖畔，有蘇東坡愛妾王朝云之墓，王朝云曾說蘇東坡“一肚子的不合時宜”，被蘇視作紅顏知己?？上?，王朝云年僅三十四歲就病逝于惠州——彼時的嶺南，皆為山嵐瘴氣之地。

唐宋兩代，貶謫到嶺南的文人官員絡繹不絕，與普通的流放犯人不同，這些文人官員對貶謫地的文化都有過程度不同的推動，同時在他們的詩文里，對當地民風世態、山水風物有著忠實的記錄，成為后人的珍貴史料。至于他們身處瘴氣彌漫的異鄉，抱定依然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更是造就了無數佳話。

從柳宗元到蘇東坡

四十二歲，在今天還是年富力強的大齡青年，但遠在一千二百年前的中唐時期，四十二歲的柳宗元已然垂垂老矣。此時，距他人生的終點僅余四載。

這年夏天，柳宗元又一次登上了柳州城樓。群山如嶂，環拱著小小的、寂寞的城。憑欄遠眺，江流曲折揚波，嶺樹彌空帶霧。南方夏日的天氣說變就變，一會兒工夫，狂風裹挾著急雨撲面打來，天地間一片鴻蒙初辟的昏茫。

大自然的風云變幻，在騷人墨客心中投下的卻是感時傷遇與憂讒畏譏。

這已是柳宗元一生中遭遇的第二次流放了。第一次流放永州，為期十年。當他終于回到長安，以為從此將在這座彼時全世界最繁華的大都市高歌猛進時，僅僅一個月，又被迫再次起程。這一次，是比永州更遙遠更南方的柳州。

風狂雨驟的樓頭，柳宗元想起了自己，也想起了和自己同病相憐的幾個友人的命運。感慨中，他留下了一首蕩氣回腸的七律：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驚風亂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

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

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后來，當柳宗元終于以遺骸的方式歸葬于長安萬年縣的祖塋，當他在地下慢慢化作螢火和腐殖質三十五年之后，距他當年吟詩的柳州兩千里以外的崖州（今海南三亞境內），一座隔著茫茫海峽與大陸遙遙相望的更加閉塞的孤城里，李德裕的憂愁更加濃重，猛烈，絕望。這位曾出任過宰相的高級官員，在他去世一千二百年后，梁啟超把他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和張居正并列，稱為中國六大政治家。然而，此時的李德裕經歷多次貶謫后，他的職務僅僅是卑若塵土的崖州司戶。

更要命的是，李德裕已經六十三歲了。他傷感地盤算，即便化為鳥兒，要想飛回遙遠的長安，大概也要半年。至于從前的光輝歲月，更是再也無法抵達。他知道，他終將死在南方。他終將死在濕熱而又生機勃勃的南方。

無論柳宗元還是李德裕，他們共有一個名字：流貶者。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太史公司馬遷如是說。作為一種古老的刑罰，流放據說起源于上古?！渡袝酚涊d：“流共工于幽州，放歡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不過，直到秦漢，流放才漸漸形成體制。又過了幾百年，到隋唐時期，終于成為五刑之一。

所謂五刑，即笞、杖、徒、流、死。在安土重遷的傳統社會，流放意味著被迫離開熟悉的家園，前往陌生而充滿變數的、環境惡劣的異鄉。流放的可怕，被視為僅次于處死。

作為一種刑罰，流放處置的乃是犯人。但是，流放群體中，卻有一些特殊分子，他們不是犯人，而是有職務的官員。出于種種原因，他們不見容于皇帝，因而被貶往遠離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邊遠地區。對他們的更準確的稱呼，不是流放者，而是流貶者。

歷朝歷代，因國家的統治中心不同和對邊疆的開發程度各異，流放地也不盡相同。湖北房山、貴州遵義、云南大姚、湖南南部，以及著名的黑龍江寧古塔和新疆伊犁，都曾是重要流放地。至于唐宋時期，以南嶺與中原相阻隔的、被稱作嶺南的今天廣東、廣西和海南，則是流放的首選。據《唐代流貶官研究》一書統計，有唐一代，有記載可查的303位流貶官員中，竟有多達206位貶往嶺南。

春日的一個下午，我久久地徘徊于一株大樹下。大樹聳立在陡峭的古道旁。古道前方，隱現出一座雄偉的城樓，那就是梅關。梅關下的梅花早已凋謝，綠葉間浮出一些小小的果實。細雨打在臉上，吹面不寒。這是從低緯度的海洋上長驅直入的熱風。

梅關所在的梅嶺，屬于南嶺東部的大庾嶺。這株并不起眼的大樹，父老及方志相傳，乃是我的四川老鄉蘇東坡親手所植。有了蘇東坡，并不起眼的大樹一下子便成為歷史的活化石而光芒四射。

那是公元1100年5月，流貶海南三年的蘇東坡原以為將像李德裕那樣終老于天涯海角，孰料天可憐見，朝廷一紙旨令，他的流貶生涯終結了。六十四歲的蘇東坡渡海北上，準備翻越梅嶺后前往杏花春雨的江南。

在梅嶺，蘇東坡偶遇了一位世居嶺上的老人。于老人家中小憩時，蘇東坡興致勃勃地和他談起世事的變遷和嶺南的風俗。老人告訴蘇東坡：他在嶺上住了幾十年，從來沒聽說過貶往南方的人還能活著回來。蘇東坡聞言，豪情翻涌，寫詩為紀：

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

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

蘇東坡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這個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小兒的大師而言，哪怕上了刑場，也要順便看看刑場的風景。何況只是流貶呢？

事實上，對大多數流貶者來說，在無奈地承認現實后，他們也必須像蘇東坡那樣調整心態。在異鄉，重建生活，并把陌生的土地變得熟悉而親切。至于調整方式，無非寄情山水，吟詩作文，以及在有限的權力內造福百姓。于他們，是一種寄托和排遣；于流貶的土地，卻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

蘇東坡臨終前作詩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其間固然流露出了深深的哀痛與不甘，但也不無驕傲和自慰：我把陌生的土地，都當成了親愛的故鄉。

通往嶺南的路

橫亙于廣西、湖南、廣東和江西四省區之間的南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