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濤　宿命狷狂

周濤身上聚集著天之驕子的自得與時代籠罩在頭上、害怕“喪失既得”的恐懼；他迷戀文學，20年前，以散文集首獲魯迅文學獎，他卻沒去領獎

如果把《西行記》與周濤幾年前出版的自傳體口述實錄《一個人和新疆》結合起來，便更能領會到這種“自我暴露”的程度。在后者當中，他口無遮攔，將父親、家人的可笑可哀，自己的難堪、丑陋、人性暗面，一一剝開來

周濤 圖 / 劉新

無論是在口述體自傳《一個人和新疆》中，還是在長篇小說《西行記》里，周濤都把自己當成標本放在那段歷史里。他無所顧忌的自我暴露，是軍隊生活的背景和狷狂天性使然，一如他恣肆的詩歌、散文，同時也呈現出了干部子弟這個特殊群體在歷史長河里的真實生態。

混沌初開

10月初的喀什，緊挨著艾提尕爾的千年老街烏斯塘博依路，賣熱瓦普、手鼓的樂器店鋪、地毯店一字排開，制銅壺的匠人叮叮當當敲打著，圍著黑爐子醞釀的缸子（羊）肉，滋滋地冒著熱氣，香味兒傳開老遠。蜂擁而至的游客定然不會放過這些老古董，要么舉起手機拍照，要么要上兩缸缸子肉，品個新鮮熱乎。

46年前的新疆大學生周濤，斷斷想不到，自己以為是“煉獄”一般的地方，如今成了內陸旅游者神往和獵奇之所。

“當時聽說分配到這兒，腿都軟了。完了，崩潰了。”

在下放前的26年，他雖然也經受過在伊犁農場挨餓背糧的“洗禮”，但始終以干部子弟自居，人生絕對是要往上走的。

這座土黃色的小城，用它的孤絕和寡然徹底埋葬了他的藍圖。

擁擠的維族人居住區，全是用土坯和木材筑成……屋似蜂房，路如蛛網，土木建筑，一片渾黃。你明明走進，卻很少人影，聽不到人聲，臨街的門都緊閉著，仿佛獨自走進了一座空曠沉寂的山林。

每天都是這樣，姬書藤從這兒騎個自行車去地委上班，出了城墻下的大門，從大澇壩一側狹窄的土路上騎過去，穿過阿不都克里木街巷旁的道路，再穿過烏斯唐布依街叮當作響的街道，來到大街水泥鋪就的寬敞路面，輕車直下，就到了他上班的地委大院。

——《西行記》

2018年春，72歲的周濤終于在自家閣樓上完成了自傳體小說《西行記》。他原本起名《混沌初開》，意味著“文革”時期年輕人看不到前路的迷茫。在《當代》發表之前的某天，他忽地意識到，自己和同伴下放到偏遠之地，正是一路向西之徑：而“西方是日落的地方，雪的囤積地，向西去的路是暮云低垂如挽幛的路，人的心始終蜷縮在胸膛里，誰也不知道下一步踏在一個什么虛空上?；蛟S，一不小心就會從地球的邊緣掉下去”。

他在書中寫了屈銘那樣一個前有理想、后帶城府的“革命文人”生涯，寫出了一個“完美的政治泥鰍”成志敏，以及司馬義·艾合買提江那樣得體的維族干部，描摹出邊地喀什的權力派系淵源與叢林法則。

而書中的主角姬書藤，長著一副帥皮囊，腹有詩書、心高氣傲、內心隨俗、外強中干，政治上不具備與外界抗衡的能力，眼力與生活又處處倚仗妻子，很難不讓對作者略有了解的讀者生出一句：

這就是周濤自己吧？

文學評論家、《解放軍文藝》主編殷實初次看到書稿，感到震撼，太直接了！

“1980年代有很多傷痕文學暴露時代的問題，大多數是一種受害者的控訴，寫一個人物或者事件的時候，似乎隱藏著不滿和輕微的抗議，帶著很隱晦的批判，但它不清楚，并沒有針對具體的政治生活、政治任務，或者政治信念的描述。寫到所謂的反面人物的時候，不往他的內心深處走，只是簡單地符號化。”

殷實指出，在《西行記》里，青少年時代到延安讀魯藝，受過紅色教育的屈銘，在“文革”期間變成了投機者和程墻背后的謀士，寄望于另一場“革命”的成功和新的利益分配——這正是姬書藤逐漸擺脫屈銘影響的主要原因。

周濤還寫到了農民出身的“造反派”程墻內心的想法，他對上層政治走勢的判斷，以及——他壯烈的、忠于內心信仰的自殺方式。

姬書藤不喜歡程墻，但當程墻成了囚犯，他卻一點兒也高興不起來，程墻近乎于勇的跳崖自盡，更是讓他驚心。“他見不得別人落難，就像他不能容忍任何人飛揚跋扈……熱愛自由，崇尚平等，姬書藤也是逐漸看到了自己天性中的另一面。一個人或一些人欺負、凌辱另一個人或一些人，并不是什么稀松平常的事，這是那種非?？植赖男袨?；這種事一旦開了頭，迫害、虐待、殺戮和毀滅就會隨之而來。”

在喀什的8年里，屈銘和程墻在為人處世上塑造了姬書藤，最終被他超越，然而姬書藤并未因此逃脫更為可怕的精神恐怖與心靈磨難。

因為在閑聊中講了對領導的內心看法被人舉報，姬書藤開始寫檢查，人立刻像個泄了氣的皮球。他在檢查里寫，自己一定要“脫胎換骨”云云，不想竟真的如蛇一樣蛻起皮來。

“不疼，一點都不疼，你就放心揭它，沒事！”

（妻子）莊延揭下來一塊，放在旁邊讓他看。又揭下來一大塊，“哎喲，好大的一塊！”他偏過臉去一看，有半張小報那么大一塊，白紙一張，質地堅韌，便說“別扔了，還不如在上面直接寫檢查呢。人皮檢查，比稿紙上的更深刻！”

——《西行記》

為了迎接歷史的畸變，人甚至可以自我非人化，迎合著自然力一樣的暴行。殷實因而認為，盡管寫作技法、人物塑造上有缺陷，但毫不掩飾地暴露心跡和展現干部子弟的沉浮軌跡與思想，使《西行記》具有了“人性科學調查報告”的價值。“對于像周濤這樣的準‘官二代’，精神自傳和文獻價值是第一步，自省，則屬于進一步的要求。”

如果把《西行記》與周濤幾年前出版的自傳體口述實錄《一個人和新疆》結合起來，便更能領會到這種“自我暴露”的程度。在后者當中，他口無遮攔，將父親、家人的可笑可哀，自己的難堪、丑陋、人性暗面，一一剝開來。

這樣的個體，與中國傳統中的君子儒士無疑拉開很遠。似乎，那些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