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家鄭小瑛的最后一搏
“一個藝術家在人們心里留下一點什么東西，那就是她最珍貴的、最幸福的東西?！?/blockquote>責任編輯：邢人儼
鄭小瑛出生于1929年，是新中國第一位歌劇、交響樂女指揮，也是第一位登上國外歌劇院指揮臺的中國指揮家。她曾任中央歌劇院首席指揮、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后應邀創辦廈門愛樂樂團并擔任藝術總監。
（本文首發于2018年12月20日《南方周末》）
巴因有一天忽然提議，讓鄭小瑛在國立莫斯科音樂劇院指揮一場《托斯卡》：“你應該有一樣東西，回去向你的祖國匯報。”鄭小瑛回憶，“他問我敢不敢上，我說當然得上了。”
“樂隊也沒有，什么也沒有了。我只能夠干喊，所以還不死心。”
“一個藝術家在人們心里留下一點什么東西，那就是她最珍貴的、最幸福的東西。”
飯桌上擺著一杯冷牛奶、一顆放了幾天的煮雞蛋，這是早餐的全部。早晨八點，鄭小瑛把盒裝可可兌進牛奶里，抱怨人們送來的禮物太多，有些并不適合老人，只能盡力吃掉。電視臺曾來采訪養生之道，她如實作答：喝涼水、吃剩菜、高鹽高糖重口味。
2018年秋天開始，一個新任務提上了她的日程：開設指揮班，給中小學音樂老師上課。由于擔心遲到，鄭小瑛加緊吃飯，結果不小心嗆到了。老伴趕緊為她拍背，送她出門，鄭小瑛咳嗽著解釋，年紀大，喉嚨不靈敏了，恨恨地說：“老了很討厭的！”
一家企業曾邀請她去西安，為客戶和員工早晚各指揮一場，每場兩個多小時。今年是第二次來邀約，鄭小瑛請求：“分兩天好不好??？我又老了一歲了。”對方說到節約成本的苦衷，她又答應了。
身為新中國首位女指揮家的鄭小瑛已年近九旬，仍頻繁應邀在國內外各地演出。
曾有自稱全國級別的指揮比賽邀請她做顧問，她看評委名單都非業內一流，建議改名為“某某杯”比賽，以顯得更客觀。主辦方的回復把她氣壞了——“您老了，還是一邊歇著吧。”
采訪期間，鄰居開車載著她去海對岸的廈門工學院——指揮課就開在這所民辦學校里。學生從沈陽、威海、南昌等地遠道而來，為照顧他們的行程，每個人只需兩周出席一次，聽半日課，這意味著，同樣的內容，鄭小瑛要重復講四次——每周日早上9點到傍晚5點，中午她會睡一會兒。
“哦吼吼吼！什么調，親愛的？”當天課程進行到下午，鋼琴伴奏女孩困得有些走神，鄭小瑛拍手提醒。
剛開課時，她對大家講，“這是我的最后一搏，也是關門一課。”鄭小瑛上一次“最后一搏”是在五年前，她離開一手創辦的廈門愛樂樂團，并以歌劇《岳飛》作為告別演出。事前她也用豪言囑咐作曲黃安倫——“人生最后一搏”、否則“死不瞑目”，黃安倫都會捂她的嘴。
南方周末記者首次到訪時，鄭小瑛根據提綱準備了講稿。事前，她擔心采訪內容太多，特地提醒：“請注意，我是個分秒必爭的講究效率的指揮??！”
這些年來，鄭小瑛不斷出走：從中央歌劇院首席指揮退下來后，到了廈門；十多年后，又從廈門愛樂無奈離開。“在體制內我做不成的事，我只要一離開它我就慢慢做成，我現在有這個自由，就可以離開。”
現在，她沒有固定合作的樂團，總在琢磨，自己還能做些什么。她仍有許多未竟的宏愿：若是手上有個歌劇院或是任何音樂團體，一定豁出去老命也要做。
——“但是現在我沒有了，樂隊也沒有，什么也沒有了。我只能夠干喊，所以還不死心。”
1955年，蘇聯專家杜馬舍夫來華開設為期一年半的指揮班，這成為中國培養合唱專業指揮的起步，鄭小瑛是班里唯一的女生。圖為1956年7月合唱指揮班結業，鄭小瑛代表全班向杜馬舍夫致謝。
我想我算什么？我就算個老師
指揮班一共20個學生，盡管需要面試篩選，但由于開班時宣傳效果一般，報名才28人，可選擇的范圍并不大。學生水平參差不齊，既有大學副教授，也有連識五線譜都困難的人。
這與鄭小瑛曾經教過的學生大相徑庭，后者大都已成為獨當一面的音樂家，常掛在她嘴邊的有中國合唱協會副理事長吳靈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俞峰、國家大劇院和澳門樂團的音樂藝術總監呂嘉。從1956年參與指揮系建系開始，鄭小瑛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數十年。
現在，她要給業余學生上課，從零教起。原本她要求背譜，但頭一節課就發現，很多學生做不到，只好不再硬性要求。指揮班的同學們也已認識到“學生”和“學員”的區別，吳靈芬們是鄭老師的學生，他們則是學員。
鄭小瑛的授課風格頗為溫和。聽說學員一見她就緊張，她會努力緩和氣氛，背過身去：“那我走咯。”最嚴厲的指責是“怎么可以啊”。當學生怎么也學不會、反復提醒仍然出錯時，她也會想不通，“怎么可以??？”“為什么??？”
她唯一一次動怒，是因為一個學生顯然沒有足夠練習——她可以忍受學得慢，但不喜歡學生不用功。全班嚇得大氣不敢出，他們并非怕她生氣，而是擔心她氣壞身子。發完火，鄭小瑛有點后悔，“不過還好，他不記仇，還來跟我說話。”
意大利朋友薩碧娜來旁聽了一堂課，委婉地建議：對不同的學生要提出不同的要求，大概想表達漢語里的“因材施教”。鄭小瑛說，“哎，我都急死了??！”
盡管已享有世界聲譽，但鄭小瑛仍然看重“老師”的身份，“我后來給自己定位，我想我算什么？我就算個老師。”
但她一直不愿私下開班教授打拍子課，怕誤導人家以為手上功夫就等于指揮。“指揮的主要功力在腦子里，在他的聽覺、他對作品的理解里，而不只是這個。”鄭小瑛擺弄雙手示意，“這個（手）只是‘終端’，只是最后的一點。”
直到近些年，她接觸了不少業余合唱團，大家出于愛好走到一起，不計報酬，“這個倒是有持續發展的可能。”
2010年，世界合唱比賽在紹興舉行，臨近結束時有個全體大合唱的環節，邀請各團指派代表參加，以體現世界大同。擔任中方藝術總監的鄭小瑛卻得知，這個環節沒有邀請中國團，而且早有先例。她向組委會抗議，得到的解釋讓她一下噎?。?ldquo;你們的人會看五線譜嗎？”
吳靈芬告訴她，多年來，中國的音樂基礎教材以簡譜為主，很多孩子確實不會看五線譜。這對師生痛心疾首，“太丟人了，一個普世都會的東西，中國人不會。”
考慮再三，鄭小瑛決定“亡羊補牢”，至少教他們懂得規范，孩子們會受益。學員中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大學女老師，鄭小瑛認為她起步太晚，但考慮到“她還想學，手上也有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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