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鄉村教育NGO30年實踐反思讓鄉村孩子認識自己生長的鄉村

楊貴平走訪貴州山區學校，跟學生一起做游戲。（受訪者供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9年1月3日《南方周末》）

半個月前，《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一文引發熱議，公眾關注“這塊屏幕”的實質，是對城鄉教育資源均衡化的深深期待。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近年來，有一批類似滬江教育、美麗中國、真愛夢想、“滋根中國”等組織常年致力推動中國鄉村教育發展。其中，“滋根中國”已從助學、政策倡導發展到課程制定、打造綠色生態學校，“滋根中國”的發展歷程，為中國鄉村教育的演變提供了民間視角。

當楊貴平再一次見到貴州省雷山縣毛坪村村民楊勝英時，已差不多是三十年后。當年準備上小學一年級的小女孩現在已37歲了，還當上了毛坪村婦女中心主任，“要是沒上學，可能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被改變命運的不僅僅是楊勝英一人。30年來，近12萬人次的女童和孤兒受到“滋根”的幫助得以順利上學。“滋根”創始人之一的楊貴平也因此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當年從紐約來的那個楊老師”一來就是三十年。

2018年12月15日，“滋根三十年暨第二屆促進可持續發展論壇”在北京舉行，會場上，楊貴平喊了許多人的名字，其中有政府官員、大學教授、鄉村一線的NGO工作人員，更有楊勝英這樣的“滋根女孩”，他們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參與并見證了中國鄉村教育30年的演變。

不過，對于這些長期扎根鄉村教育的人來說，當天論壇上并沒有太多的懷舊，他們討論的焦點是眼前的中國鄉村以及鄉村教育存在的問題與隱憂以及解決辦法。

讓女童上學

“滋根”全稱為中國滋根鄉村教育與發展促進會。1988年，首先由一群中國臺灣及香港到美國的留學生在美國成立了滋根基金會，楊貴平是其中之一。1995年，中國滋根鄉村教育與發展促進會（以下簡稱“滋根中國”）在民政部注冊成立。

最初，“滋根”回國投身鄉村教育多少有些浪漫情懷。1988年的夏天，楊貴平從紐約飛到貴州。選擇貴州是因為她出生在貴陽。

《中國經濟社會論壇》總編輯羅義賢清楚地記得，1988年暑假，在北京飛往貴陽的飛機上他見到楊貴平的樣子，一看就是海外華僑——穿著顏色鮮艷的連衣裙，帶著大大小小七八個包，包里都是她從紐約帶來的衣服，準備捐給貴州貧困鄉村。他倆座位相鄰，得知她準備去貴州農村考察，時任銅仁地區團委書記的羅義賢力勸她前往銅仁，沒想到，從貴陽去銅仁又花了一天兩夜時間……“我們一路顛簸、跋山涉水，在層疊的深山中，終于見到一個個點著煤油燈的苗族村寨，這是滋根在中國參與教育扶貧的開始。”

改革開放后，中國鄉村教育進入全新發展時期，《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等頂層設計規定基礎教育實行“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體制。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布，農村基礎教育擴大了縣、鄉、村辦學自主權，在籌措教育經費、推進“普九”進程、提高教師工資待遇等方面取得成效。

但在貧困地區，鄉村基礎教育的困境依然顯著，基礎設施匱乏，失學狀況嚴重，1988年，和羅義賢在江口縣考察時，楊貴平得知江口縣閔孝鎮近5萬人口竟然沒有一所圖書館，文化站“無人員、無房舍、無書籍”，她“陷入了沉默”。十年后，羅義賢受邀去美國考察，看到美國很多鄉村小鎮都有“造型別致、藏書頗豐的鄉村圖書館”，他說“那時我才真正感受到了當時楊先生在閔孝鎮沉重的心情”。

更讓楊貴平驚訝的是，女孩輟學的問題如此普遍，很多學校一、二年級有女生，到了三、四年級就沒有女生了。30年后，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她依然清晰地記得那些女孩，“在一個貧困村里，我看到很多女孩在家帶弟弟妹妹，又做農活，又做家務事，我問她們想不想讀書，她們的眼淚馬上就流下來了。”

“再不去想什么圖書室了”，“滋根”決定支持女童上學，支持女童上學就此成為30年來“滋根中國”的重要工作之一。“6歲到12歲，只要你愿意來上學就給資助”。開始在12個村，大大小小的女孩全上一年級。“有的還帶了弟妹來上學，乖得不得了，后來鄰村鄰縣的女孩都來了。”

缺失家庭教育的困境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救助失學兒童、建小學以及改善辦學條件，是公益組織參與鄉村教育的主要形式。公益組織以民間的方式廣泛動員海內外財力資源參與鄉村教育，喚起了全社會的重教意識，其中影響最廣的是1989年發起的“希望工程”。

有了滋根中國的資助，當地女童的入學率常年維持在85%-100%，截至2018年，“滋根中國”為女童及孤兒提供了近12萬人次的助學金，在12個省三千多個學校開展項目。而希望工程的影響更為深遠，到2017年，累計接受捐款140.4億元，資助困難學生574.8萬名，援建希望小學19814所。

伴隨中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外出務工成為潮流，2001年5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因地制宜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大規模的“撤點并校”在全國范圍內鋪開。“撤點并校”和同期開展的“兩免一補”政策深刻改變了鄉村教育的面貌。

據中國教育年鑒相關數據顯示，2000年到2010年，農村地區平均每天有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消失。2012年，“撤點并校”政策被叫停，但迄今為止，村小仍以每天16所的速度在消失。原因很多：一是城市化影響，農民進城；二是因為減少小規模的鄉村學校更便于管理，減輕財政負擔、降低管理成本。

2012年，“滋根中國”針對“撤點并校”發布了調研報告，指出“撤點并校”對貧困農村有八個不利影響。楊貴平在調研中發現，雖然農村義務教育實行免費了，但學校撤并后，孩子上學的費用比就近上學高出了4～10倍。孩子六七歲就要長途跋涉離家上學，有的地區幼兒園就要住校，“對年幼的孩子特別是一些女孩子，上學路非常艱難，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更嚴峻的問題是鄉村兒童在幼年成長階段，缺失家庭、學校和社區綜合的學習環境。

楊貴平描述了她認為鄉村應有的教育環境，“和父母住在一起，有父母溫暖的照顧，向父母學習為人處世的道理，學農業知識，學勞動，學鄉土手藝，如繡花、編織、木工等等。閑時和村里的孩子們，一起在田間地頭抓青蛙、釣魚，在溪水中游泳、洗澡；參加村里的鄉土活動，在北方唱山歌、跳秧歌，在南方一些苗族地區，跳蘆笙、對歌。聽父母、老年人講村里的故事，學生活的習慣等。孩子通過多方面的學習和實踐，逐漸形成了基本的價值觀和生活習慣，奠立了全面發展的基礎。”

近一二十年，這一場景在中國很多鄉村都難以再現，與此同時，家庭教育的缺失開始衍生更多的鄉村教育問題。

2018年12月底，在湖南長沙舉行的“第一屆鄉村好校長計劃”終評會上，當問及“鄉村學校的困境”時，包括石門縣蒙泉鎮磐石中學校長高吉品、新晃縣晃州鎮方家屯完全小學校長楊慧君在內的多位校長都談到，“農村的孩子不會干農活、不會做家務”“在河邊長大的小孩不會游泳”等現象非常普遍，除了鄉村學校師資不足、辦學條件差、經費不足等問題，校長們現在普遍感受到，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德育教育的不足，正在成為鄉村教育的主要困境。

鄉村振興與鄉村教育

為了減少“撤點并校”的影響，“滋根中國”曾做了相當多的努力。2006年到2009年，“滋根中國”在山西石樓和河北青龍，與學校老師、家長一起努力爭取，加上當地教育局的支持，成功地保留了河北青龍縣的大森店小學、山西石樓縣的轉角小學，政府保留兩所村小，滋根支持教師費用和學校費用，同時支持兩縣的十多個教學點得以推遲撤并。與此同時，做了大量的宣傳倡導工作，從不同層面持續深入地影響公眾及政策制定者。

“撤點并校”政策被叫停后，“滋根中國”的工作重心轉向了鄉村教育的內容生產，鄉村教育究竟教什么？

楊貴平有時候會懷念最初回到貴州所見到的農村。

“當時的確很貧窮，但那時村子的家庭是完整的，祖父母、父母、孩子，一家人都在，村莊也是完整的。村民很自信，對未來有期盼，說這里風景很美，青山綠水，希望將來能夠改變家鄉。”

那時，在那些偏遠村寨，她常聽到孩子會說，長大后要做鄉村醫生、做老師，回來改變家鄉。但這些年村莊改變了，人也變了，“村里的年輕人都走了，留下了老年人，自尊、自信也沒了，覺得‘我們窮，我們落后，我們不行’”。

楊貴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更讓她遺憾的是，傳承千年的鄉土文化在急劇流失，“比如美麗多彩的歌唱舞蹈、刺繡，生態環保的耕種方式以及勤勞節儉、孝敬長輩、敬天敬地的傳統價值觀急速流失，取代的是商業消費文化”。

這些問題當然有教育的因素。

現行課程內容大都是有關城市及課本知識，很少有關于農村孩子的生活及鄉村里傳承千年的鄉土文化，“課程的文字及內容非常深，二、三年級的數學題目和美國初中的題目差不多”。

湖南師范大學教授劉鐵芳認為，由于教育的話語權、決策權集中在城市階層，更潛在地使得我們的教育政策與主流教育話語更多地帶有“城市取向”，“考大學”“上清北”就是強勢價值目標，在這種教育模式中，他們有意無意地放棄，也不得不放棄鄉村生活中潛在的價值特質。

此外，集中辦寄宿制小學，更讓孩子離開了父母，離開鄉土，大部分時間居住在一個封閉式的教學環境中，接受單一的教育，“念課本、看課本、背課本、做課本作業，預備考試。所有這些努力的目的就是‘有一個好成績，以后可以考上高中，上大學’”。

“但是分數是不是唯一的教育目的呢？”談到網絡熱議的《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一事，楊貴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利用互聯網科技推廣教育非常好，但目的值得反思，以分數為唯一教育目的的教育氛圍，“讓孩子沒有自信自尊，真正認識自己的價值”。

“滋根中國”所理解的鄉村教育更看重的領域是基礎教育，不僅要知道課本上的知識，也要知道家鄉的歷史、地理、環境、鄉土文化，還需要培養孩子的社會責任，為生活的鄉村或社區的發展做一些事，“如果農村孩子們不了解家鄉文化，不認識自己的鄉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怎么談鄉村振興？怎么談可持續發展？”

鄉村教育發展的契機

2013年，“滋根中國”與北京師范大學合作，與多名當地農村老師用了三年時間編寫了“共創可持續發展的鄉村：教師培訓手冊”，內容包括衛生教育、環境教育、鄉土教育、性別教育等，讓當地的藝人教學生將要失傳的歌舞、手工藝，請老年人講家鄉的故事，在學校教育里注入這些因素，讓孩子認識了解自己的家鄉。同時要讓當地老師開拓眼界，意識到教育的重點是什么，“有了更大的眼界，他們就可以給鄉村孩子更全面、更健康的教育支持，才是一個教育工作者該做的事”。

從美國到中國，從事30年的鄉村教育實踐后，楊貴平現在在很多演講發言中呼吁，希望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能夠成為中國的主流——不再僅僅看分數，只想考大學。楊貴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人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培養鄉村孩子認識自己生長的鄉村，保護環境，傳承鄉土文化”。在她眼中，有了這樣的觀念和行動，中國鄉村教育，乃至鄉村振興會有更大發展，“我非常希望，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可以從這些方面去實踐、去探討，實現中國鄉村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對于中國鄉村來說，非常必要，但目前做得還不夠。”

對于參加“鄉村好校長”評選的校長來說，近年來，他們在教育工作中也看到了鄉村教育改變的契機，比如說“政府、市場以及社會組織、大學等研究機構形成合力，支持鄉村教育”，其他契機還包括“信息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很多可能與平臺”“立足本土，重建鄉村教育”“研究校本課程，教師團隊借力發展”等等。校長們期待更多來自社會的支持，而包括“滋根中國”在內的很多社會組織，也期待著校長們的改變。

從某種程度來說，在眾多困境之下，“立足本土”的理念正在被越來越多的鄉村學校和有識之士所接納，而“如何培養鄉村需要的人才”，將成為中國鄉村教育的一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