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諦聽哭聲或同聲一哭 | 唐小兵

去年夏天，因難得機緣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一年，就一直籌劃著去離波士頓不遠的紐約拜訪王鼎鈞先生。

今年4月，哈佛燕京學社組織紐約之行，得償所愿。事先與鼎公溝通，他極表歡迎，在通信中叮囑我注意防范紐約的小偷，并告知在其居住的皇后區法拉盛預訂了一家灣仔海鮮店，一派老式的周到。會面當日，朋友雅婷駕車帶我們到達時，鼎公攜夫人已在餐廳一角的圓桌旁等候。他照舊一身藍色長袍，手拄青藤拐杖，即使端坐，也可感知身材挺拔，一如其峻直人格。之前，《讀書》雜志編輯饒淑榮跟我講過她拜訪鼎公的感覺：肅穆，讓人肅然起敬而難以親近；鼎公夫人則是大家閨秀溫婉親和。初次照面，確實。好友棣文在紐約地鐵迷路，輾轉多時才到，平白給我們添加了一個小時的餐前交談。我坐在鼎公邊上，借這難得機會，就治學之困惑與人生之問題，一一求教。鼎公作答要言不煩，一如其歷史寫作，字字珠璣。

王鼎鈞，著名作家，1925年生于山東省臨沂，1949年去臺灣，1978年后移居美國紐約，創作生涯長達大半個世紀。2013年在大陸出版四冊回憶錄《昨天的云》《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一紙風行

往日

一次受訪，被問及一生寫作中最重要的回憶錄作品《昨天的云》《怒目少年》《關山奪路》和《文學江湖》時，鼎公說：“為歷史作見證是我寫回憶錄的抱負，這是很低的抱負。”這四部回憶錄2009年在臺北出版繁體字版（同一年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和龍應臺女士的一本同背景著作出版），2013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引入簡體字版，隨后一紙風行，在大陸發行四十余萬冊，長銷不衰。

我自2009年畢業留校、任教華東師大始，一直開設一門面向本科生的通識課程《回憶錄、口述史與20世紀中國》，因此對海峽兩岸三地出版的回憶錄、口述史都有留意。最初注意到鼎公此書，是源于錢永祥先生主編的《思想》雜志發表了高華教授生前的一篇文章《冷戰時代一位讀書人的困窘與堅守》，就托錢先生給我寄來了臺版回憶錄的第四冊《文學江湖》，讀罷不忍釋卷。后來三聯書店出版，責編饒淑榮女士惠贈四卷本回憶錄，收到后先讀記述1945年到1949年國共內戰的第三卷《關山奪路》，深深為之折服，作者對盤根錯節的紛繁世事的記錄、對隱微人心曲折通幽的洞察，以及從歷史的脈動來探究國共兩黨興衰強弱轉化之謎，皆有獨到的識見和入情入理的理解。

這本回憶錄被我列入20世紀中國歷史書寫最好的著作之一，與高爾泰的《尋找家園》、齊邦媛的《巨流河》等，同樣屬于史筆、史觀和史識都一流的上乘作品。后來，因參加臺灣中研院一個關于20世紀中國中期的歷史記憶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提交了論文《記憶的戰爭與戰爭的記憶——有關20世紀中期中國的回憶與書寫》。在這篇文章中，我用一半的篇幅討論《關山奪路》的歷史記憶對理解內戰的卓越價值，并提出這樣的追問：“作為回憶錄的《關山奪路》在歷史敘述上展現出了幾重張力，而這些張力或者說敘述困境的存在，恰恰豐富了作者的敘述層次，同時在某種意義上對讀者固有的認知歷史框架構成了挑戰。從對國共兩黨成敗之因果的探尋來說，王鼎鈞對作為失敗者的國民黨及其軍隊似乎并沒有同情，他費了最多的筆墨試圖尋找強弱轉化之道，從對于戰敗的日本與國民黨、蘇聯軍隊來說，他對于作為勝利者的后者缺乏任何意義上的認同，反而有意選擇對戰敗者的‘尊嚴’做更多的記述。因此，王鼎鈞的歷史記憶的價值基點就不再是簡單的人道主義邏輯（當然，縱覽全書，他始終對弱者、失敗者有同情感），也不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霸道邏輯，這就提出了一個饒有意義的挑戰：面對20世紀中期的戰爭記憶，我們的立足點究竟應該歸置在何處？這場戰爭能夠用正義與非正義來嚴格區分敵我雙方嗎？道德的模糊性與情感的強烈性，居然如此奇特地攪拌在一起，沖擊著我們理性的堤壩。”

就這一點而言，鼎公是處理歷史復雜性和人性復雜性的高人，他冷靜、肅穆而入世地洞察一切幽微，又同時持有一種“高冷”背后的“溫熱”。在他與諸多訪問者往返答問的隨筆集《東鳴西應記》（這本文集注意的人不多，其實是對鼎公一生八十余部作品的集中闡釋，字里行間妙趣橫生且不乏真知灼見）里，當記者問他內戰之后如果留在大陸會是怎樣的結局時，他說：“這是我們一再做過的推演。我出身地主家庭，父親是知識分子，母親信教，叔父是黃埔軍官，我自己當過憲兵。我具備這樣五個條件，一顆子彈足以致命，我連中五槍。……我是極容易知足、極容易感恩的人，一瓢水可以換我一生的眼淚。”

因論文里涉及大陸兩位史家對龍應臺著作完全對立的評價，我便從淑榮處要來了住在紐約的鼎公的郵箱（那是2015年，鼎公九十歲），將自己的困惑和論文發給了鼎公。鼎公聽力微弱，但熟練使用電腦和電子郵件，很快回信。其中有一段話，也許對今人理解20世紀中國的歷史不無裨益――

感謝您對拙作《關山奪路》以大量的篇幅予以梳理審視，使我如對寶鑒。您問我意見，我能說的不多：

1）我們寫的，只是對歷史某一句某一段的小注，史家不必注意它的史觀史論，尤其不必從其中抽繹出史觀史論來評論。

2）文學作品見木不見林，這是常態。文學作品也能“寓無限于有限”、“納須彌于芥子”，那得把題材處理成高級象征。這三本書（指自己、齊邦媛和龍應臺同年在臺北出版的書）都無此抱負。

3）文學作品要發乎情，歷史家不必費太多精神料理個人感情，不管是一家哭、一路哭，哭聲對歷史家并不重要。文學家諦聽哭聲，陪伴啼哭的人，或者與之同聲一哭，史家也不必藐視。

4）恕我說句外行話：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并非一事，各國皆然，也許美國不同，至于“不同”到甚么程度，我沒有能力提出說明。知無不言，聊供參考。

字里行間可見，鼎公自設是歷史的見證人，也是歷史中人的傾聽者，他關切的是歷史變動中小人物的身世與命運，給出的是有溫度的、能夠感通和同情的歷史寫作。而這種抒情的歷史寫作，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一種節制和自省，避免了感情泛濫無歸甚至扭曲事實。他無意充當歷史審判者，也不愿僅做一個無所用心的圍觀者，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聆聽哭聲的捕蝶人。

友人潘暉是鼎公的超級粉絲，幾乎搜羅并研讀了鼎公的所有著作。他認為：“鼎公的文學與歷史相通的一面，在于他以客觀的態度寫作，不輕以價值觀作是非褒貶。文學的訓練使他善于觀察生活，對生活的觀察讓他發現了許多常人并不注意或無心審視的細節，這些多量的生活細節積累起來，他對世界的認識竟與一般人有了較大的分野。好多貌似不合理的現象，鼎公因為細心的觀察，提出了他獨特一己的解釋（或者疑問）。我覺得他的本事不在思想的深刻性，而在觀察的細膩與周延。”簡言之，鼎公是20世紀中國歷史內在的他者，這種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情見乎辭而理在其中的寫作方式，是絕大多數大陸出版的同類主題回憶錄所望塵莫及的。

鼎公自己在應邀為一家中文刊物撰文比較《關山奪路》與《巨流河》時有一段妙論：“一本作品就是那個作者的世界，我的世界是江湖，齊教授的世界是學院。江湖的對面是臺閣，是袍笏冠帶，我見過；江湖的對面是園林，是姹紫嫣紅，我游過；江湖的對面是學院，是博學鴻詞，我夢過，這些經歷并未改變江湖的性質，只是增添了它的風波。我志在反映現實，齊教授不然。齊教授沉浸英詩，她的散文非常‘清華’，我的煙火氣太重。她的風格雅，我的風格俗。”鼎公也進一步對兩書加以評論：“《巨流河》欲說還休，《文學江湖》欲休還說；《巨流河》是無意中讓人聽見了，《文學江湖》是故意讓人聽見；《巨流河》如此精致，如此雅正，如此高貴，《文學江湖》如此周密，如此老辣，如此江湖！《巨流河》材料集中，時序清晰，因果明顯，是線形結構；《文學江湖》步步向四周擴充，放出去又收回來，收回來又放出去，是袋形結構。”這是切中肯綮的知人知書之論。

由那次通信，我開始與鼎公郵件往來，如他所言：“人之相知，貴在知心，文字之交就是知心之交，東鳴西應，儼如神跡。”其時我正好開始研究左翼文化與中國革命，而鼎公在《關山奪路》中對左翼文學多有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記述，而且一些論述極為精辟。比如他曾指出：“我愛好文學，但是沒參加過他們（注：指中共或親中共人士）的‘讀書會’，所以無從領會那些作品的價值（注：指巴金、茅盾、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那時讀書會是個很普遍的組織，左翼作品的內涵外延，靠它解說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確偉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點導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馬太福音，讀書會就是各地的教堂，沒有教堂，馬太福音只是一本小冊子，有了教堂，馬太福音就是《圣經》。有一位學者說，左翼文學并未發生多大影響，他舉當年那些作品的銷售數字為證，他忽略了：第一，當年一本書全家看、全?？?，第二，讀書會的組織和教化。”這是對中國革命的一種全新闡釋，也敏銳地注意到了中國革命無論在組織形式還是精神氣質上的準宗教性，同時也凸顯了左翼文學和讀書會在革命動員中的角色。就此，我多次寫信向鼎公討教。作為一個親歷者，鼎公的洞察讓人信服：“左翼文學的主調指出，現實社會完全讓人絕望，讀書會則指出，共產主義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學設計謎面，讀書會則揭露謎底，左翼文學公開而不違法，讀書會違法而不公開，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學作家把足球盤到網口，讀書會則臨門一腳。”這或許也就能夠解釋，為什么在1927年前后大革命慘敗，而左翼文學與文化卻在中國最具資本主義特征的上海繁盛起來的原因吧。

當日

晤面當日，談及民國時期的左翼文化。鼎公從一個特殊的視角指出，它在文藝戰線上一直都占據優勢，對于社會生活有著特殊的解讀方式。它所倡導的文藝作品，通常將社會成員分成窮人跟富人，并指出窮人有多種美德，富人則有各種罪惡。通過這樣的方式，爭取到左翼和大多數窮人的支持。這些文藝作品簡單易懂，很容易接近大眾。反觀當時的國民黨，對文藝并不重視。比如，國民黨辦報，主要抓住兩個板塊：一為社論、一為頭條；文藝副刊被視為“報屁股”，隨便找個人編編就行了。社論、頭條都比較嚴肅，看的人并不多；但是文藝副刊不一樣，貼近生活，容易被讀者接受。隨著時間推移，文藝副刊多被左翼文化人士占據。非左翼的作品不能發表，非同情窮人的態度不能見報。到后來，與左派相異的聲音逐漸失去了在公共輿論中發聲的空間。他舉例說：上海有一富家女，負笈英倫，學習戲劇，回國后編排了一出非左翼的戲劇，居然找不到劇院上演。鼎公所論，對照夏衍的《懶尋舊夢錄》以及左翼作家的《左聯回憶錄》皆可驗證，當時左翼知識人確實利用了上海的各種報刊的副刊空間來延展擴大左翼文化與藝術的社會影響力，吸引了一大批中小知識青年。

鼎公被譽為臺灣的“文學教父”，他有關如何寫作的書籍《作文七巧》《作文十九問》《講理》等在臺灣一直很受歡迎，是許多有志于寫作的文學青年的啟蒙讀物。在鼎公看來，寫作是一門手藝活，成為一個作家與成為畫家、科學家、藝術家一樣，當然需要訓練，也是可以訓練的?，F代人反對“經驗的可傳遞性”，主張絕對的自由和個人化，這是很可懷疑的。他說，自己活生生就是一個從“失學少年”到華語文學作家的案例。一個寫作者，不應該學陳寅恪，應該學羅素，寫的文章要能夠讓人讀懂。寫作訓練的基本原則是：先尋求共通之處，再創造個人獨特的成就。寫作與做學問一樣，要轉益多師，先是模仿多家的路數，最后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這有點像哈佛王德威教授所言，有一個“似父”“弒父”與“是父”的模仿權威、推倒權威和成為權威的過程。鼎公所論，與沈從文先生極為相似，他的寫作經歷與從文先生也相近，都是從初始階段開始大量最基礎的寫作訓練，且一生視寫作為生命意義最核心的來源――盡管從文先生后來因故長期放棄了文藝創作，但后半生的日記又何嘗不是一種隱微寫作。

一次受訪，被問及一生寫作中最重要的回憶錄作品《昨天的云》《怒目少年》《關山奪路》和《文學江湖》時，鼎公說：“為歷史作見證是我寫回憶錄的抱負，這是很低的抱負。”

談起我的同鄉前輩沈從文先生，鼎公嚴肅的面容上終于露出一點笑意：

我讀了他所有的作品。我投身寫作，有志為文，也受到他的影響。甚至包括我寫自己的傳記，也是從沈從文那里得到啟發。他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學作品。與他同時期的左派作家，作品的宣傳性很強，關注的重點是階級斗爭。在沈從文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文學的純凈性。沈從文是一位特殊的作家。他不是左翼作家，但新中國建立后，人們還是可以讀到他的書和文章；同時，他也不屬于右翼作家陣營，他的作品在臺灣也沒有被禁，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一個嚴肅閱讀日益邊緣、人心日益浮淺與急躁的時代，嚴肅寫作還有什么意義和價值？鼎公在《東鳴西應記》里已答。多年前，他便叮囑我讀胡適的一篇文章：

佛家有個說法，我們的言語造作都是“業”，“業界”永不消失。胡適有一篇文章《不朽：我的宗教》，就是申說這個主張?，F在又有所謂蝴蝶效應，南美洲亞馬遜河上的一只飛蝶，翅膀扇動空氣，經過一連串不可思議的反應，最后形成太平洋上的颶風。我對文學仍然有信心，我寫回憶錄，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歷經歲月滄海，觀覽文學潮起潮落，如何看待文字與心靈的關系？鼎公亦在《東鳴西應記》里作答了：

我一直相信作品和作家沒有道德上的關聯，人格是人格，藝術水平是藝術水平?，F在我知道，卑鄙的心靈不能產生有高度的作品，狹隘的心靈不能產生有廣度的作品，膚淺的心靈不能產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產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產生高級趣味，冷酷的心不能產生愛。一個作家除非太不長進，必須提升自己的心靈境界，他得“修行”。

鼎公少時受母親影響成為基督徒，后來又多年沉浸佛經，沿波討源尋求佛理，二者構成其精神世界的底色之一。

上帝在《圣經》里講了一些道理，但沒有全部講完，也沒有告訴另外的道理在哪里。最后我在佛教里找到了：業、果和報的觀念，不滅與輪回的觀念。因此一個人說的話、寫的字和用的心，都會對這個世界產生影響的，個人的姓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有價值的理念都會流轉存世。

這時候，我偶爾接應一下其他在座者的談話，鼎公很嚴肅地對我說：“唐先生，我們在討論嚴肅的歷史問題，你怎么可以分心說別的話呢？”一個人做事情或思考言說最重要的是專注，不能左顧右盼聲東擊西，這提醒對我真如當頭棒喝！

一個人說的話、寫的字和用的心，都會對這個世界產生影響；有價值的理念會流轉存世。這段話對其時因世變而略有不安和焦慮的我，真是強有力的慰藉，而他對于人心、人性與人世，又略有一份超然的悲觀。

歷史演變中的人類從來就是善惡俱存的，有天使，也有魔鬼。人性如弗洛伊德所言，有一個從獸性到人性到英雄再到圣賢的演化過程：獸性階段只顧及自我的利益和欲望，人性階段學會了安置自我與他人的關系，英雄階段是突破常人道德也就是不講道德，而圣賢階段則是重建基本的道德秩序與心靈秩序的階段。就此而言，毛澤東一生最大的悲劇就是他只想停留在第三階段，所以倡導繼續革命和永遠革命，而無從進入到圣賢階段，因此可惜。

知我在高校從事知識分子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鼎公在臨別之際諄諄告誡：

歷史學家需要秉筆直書，應該唯實而非唯上。不能在權威面前，放棄書寫的原則。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學者追尋的是事實。如果發現自己的老師錯了，不能因為為老師諱，而放棄澄清歷史真相。同樣地，歷史研究者也不能對自己的學生設置限制，更不能因為學生的研究發現跟自己相左，而加以干預。

鼎公面似儒家，精神上介乎基督徒與佛教徒之間，而其價值理念上卻與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自由多元價值觀高度吻合，可謂是世界文化多元一體的具體而微者。對于這樣一位一生為20世紀中國招魂的寫作者來說，鄉愁意味著什么？他笑道：

中國是初戀，美國是婚姻。

前者驚心動魄，后者靜水流深，前者甜蜜與痛苦交織，后者更趨日常的回望。紙上風云，漫卷詩書，縱橫千里，筆落故園，這是一種何等高超動人的境界！他曾在被問及是否有“少小離家老大回”的計劃時說：“今日鄉愁已成珍藏的古玩，無事靜坐，取出來摩挲一番。鄉愁是我們成長的年輪，陷入層層包裹。鄉愁是我們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鄉愁無可驕傲，也絕非恥辱。鄉愁是珍貴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舍，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鄉愁遲早退出生活，進入蒼茫的歷史興亡。”就此而言，回憶錄四部曲何嘗不是在他鄉與故國之間架設的鄉愁通道。

回到波士頓后，我給鼎公寫了一封長信，這是拜會了一位書寫者、觀察者、思想者的收獲，這次晤面聚談也成為我訪學期間最珍貴的片段之一，值得用一生去回味。摘引信中一節，收束此文――

周六晚上在您身旁聊天談及的一些話題，這些天一直縈繞在我腦海。其實，我當時是帶著一個很大的精神上的困惑去拜訪您的，就是中國近些年變化這么大，公共文化在狹隘民族主義與消費主義的夾擊下日趨式微，躲進小樓成一統成為一種士林風氣……像我們這一代自認為知識人的個體如何在這個大時代安身立命？自去年到美到如今，確實時常有一些焦慮和不安。聽您談到，一個人的言語、文字在長遠的時空里可能產生無法預期的影響，仿若空谷足音一樣讓我震動。萬事皆有因果，因此才能慎待文字和寫作，才能臨文以敬、待人以誠。我想這可能是這次談話中最讓我有可能悟道的一段話了。

此文寫成得益于參加了與鼎公一家人餐敘的摯友肖棣文的共同回憶，謹此致謝！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

（來源：《289藝術風尚》2018/11-12月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