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難告解的同性戀者

■非常歲月

2001年4月16日，一場專為紀念被納粹迫害的同性戀者大會在巴黎召開。巴黎市長致函表示：“我明確地再次強調，紀念會是為所有曾經被囚人員舉行的，無一例外，他們都應受到尊重。”這不僅表明同性戀群體作為納粹受害者的身份得到正式認可，也說明經過長期斗爭之后，文明人類逐步告別專制及與專制俱來的偏狹、歧視和凌辱，開始理解并尊重同性戀者。

豐富的同性戀生活是生氣勃勃的魏瑪多元文化的一部分。1933年，僅柏林就有130家同性戀酒吧，30多家同性戀報刊，每年還出版200種左右的圖書。在1930年代初相對寬松的社會氣氛中，柏林與倫敦、巴黎并列為歐洲同性戀的三大首府。1933年1月柏林文化喪鐘敲響之后，在納粹所列的“血統玷污者”的名單中，不僅包括猶太人，也包括吉普賽人、“萊茵蘭的私生子”、精神病患者和同性戀者。從1933到1944年，被判刑的同性戀者達48082人。納粹之所以反同性戀，主要是基于其種族主義幻念：德國人應大量生孩子，以建立雅利安人統治的千年帝國。

納粹勢力起自社會邊緣和底層，其領導核心中多有吸毒者、心理變態者、說謊者、精神錯亂癥患者、憂郁癥患者、酒鬼、自大狂以及性變態者等，身為同性戀者的沖鋒隊長羅姆還積極為同性戀者說話。清洗羅姆之后，希特勒對同性戀的態度強硬起來，其主要發言人和執行人是黨衛軍領袖希姆萊。1937年2月18日，希姆萊在一次談話中估計全國男同性戀者在100萬到200萬之間，即7%到10%的德國男性是同性戀。他強調，同性戀的危險在于，它會導致性別失衡，妨礙血統純潔，使公民放棄生育的責任等等。“幾個世紀甚至幾千年來，日耳曼人特別是德國人都是由男人統治的。但是這個男人國家，因同性戀問題正在走向自我毀滅。”希姆萊建立了中央登記處，將所有的已知同性戀者登記在冊，許多人被送進集中營。但只是抓來是不夠的。希姆萊很快發現，這些人被放出去以后，仍然故我。唯一有效的辦法是把他們“除掉”。

反同性戀成為納粹政治的一個方面，但因同性戀者在德國人口中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因此在性與政治之間就發生了若干奇特的關聯。1933年2月27日夜的“國會縱火案”為納粹剝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提供了借口，被認定為縱火犯的荷蘭人馮·德爾·盧貝是個同性戀者。1934年6月30日 ，希特勒為了與保守力量特別是傳統軍事—工業體結盟，無情血洗沖鋒隊，反同性戀是其借口之一。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是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的新高峰，此一暴行是對兩天前猶太青年赫爾徹爾·格林茲本在巴黎槍殺德國駐法使館一等秘書恩斯特·馮·拉特的報復。但兇手聲稱：他與馮·拉特有同性戀關系——他利用其同性戀者身份阻止納粹利用其猶太人身份。1938年2月4日 ，陸軍總司令弗里奇上將因被指控犯有同性戀罪而辭職。此后，希特勒直接掌管陸軍，實施其戰爭政策。

而且，反同性戀的納粹本身也無法與同性戀劃清界限。專門監視柏林同性戀的特別警察局的領導人約瑟夫·邁辛格爾，就是一個做過閹割術的同性戀者；灌輸國家社會主義思想和信念的“希特勒青年團”是同性戀傾向活躍的空間之一；執行反同性戀任務的黨衛軍也不斷有同性戀事件發生。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納粹關押、折磨同性戀者的集中營中，同性戀行為也很常見。若干男性、特別是同性戀者集中在一個擁擠而幽閉的空間內增加了同性戀的威脅，對有此習慣的囚犯可以采取各種各樣的監控方式，如規定睡覺時手必須放在被子上面等等，但如果集中營世界中的黨衛軍、各管區的“領導”以及從囚犯（包括同性戀囚犯）中選出的頭頭、監工等人，執法犯法，憑借權力要求犯人提供性服務，那就無法控制了。這些人或原來就是同性戀者，或是在集中營特殊環境中滋生了同性戀傾向。一些囚犯為了活下來，不得不向各類“領導”提供性服務，特別是蘇聯和波蘭的男青年，他們在其主人面前表現得特別乖巧柔媚，以獲得一些特殊贈品和特別關照，如一碗湯之類。法律越是禁止同性戀，掌權者的享受同性戀的欲望就越強，冠冕堂皇的政策無法制止、甚至慫恿著隱秘的放縱。這當然不是正常的同性戀，而是完全的屈就和順從：他們因為同性戀而被抓進來后，又不得不屈辱地迎合各級領導的性虐待。同性戀長期被視為性變態，其實真正使這種性取向“變態”的，是極權政治對公民生活的扭曲。

這是20世紀歷史中的最隱秘最丑惡的一頁。集中營的囚犯處境都很可怕，同性戀者又是其中最糟糕的。黨衛軍迫害他們，各類擁有權力的囚犯欺侮他們，普通的囚犯視他們為社會渣滓，可以正常地表示對他們的仇恨。這還只是同性戀者的百難告解的一個方面。1945年解放后，他們作為被迫害者的身份卻一直不被承認，因此無法享受公民自由。史學家吉勒德·科斯科維奇指出：“證據表明，同盟占領軍把被關押的同性戀按照傳統的懲戒制度對待，視他們為性犯罪，認為他們在納粹統治下受的懲罰是罪有應得，解放后，他們應繼續服刑。”某些同性戀者還要回到監獄去，接受根據“175”法律條款的判決，且其刑期還不扣除他們在集中營的年月。

在暴政之下，同性戀者比其他人付出更多；暴政結束之后，他們比其他人得到更少。讓我們向他們表示同情。這不只是寬容，而且因為他們面對禁令而勇敢地公開自己的身份，以自己的犧牲使得人類的公民權利增加了一條。

（本文數據材料來自讓·勒比圖：《不該被遺忘的人們——二戰時期歐洲的同性戀者》，邵濟源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