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彥波的大同試驗
市長耿彥波在大同的所作所為被視為一場賭博,“不干也是死,下點猛藥吃不好也是死,但吃好了就可能起死回生?!?br /> 這服猛藥,除了浩瀚的拆遷,還有強力的規劃,無不寫滿爭議,又不乏爛尾隱憂。
2019年1月15日下午,太原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舉行。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接受耿彥波辭去太原市市長職務請求的決定》。作為中國個性官員,多年來,耿彥波一直廣受輿論關注。南方周末記者曾于2010年專訪耿彥波,舊文重登,以饗讀者。
耿彥波
市長耿彥波在大同的所作所為被視為一場賭博,“不干也是死,下點猛藥吃不好也是死,但吃好了就可能起死回生。”
這服猛藥,除了浩瀚的拆遷,還有強力的規劃,無不寫滿爭議,又不乏爛尾隱憂。
(本文首發于2010年《南方周末》)
仰視侵略者遺產
“一個侵略國,居然能站在這么一個高度對大同的長遠未來進行規劃”
誰會冒天下之大不韙,珍視一份侵略者留下來的遺產,并且不遠千里,遠赴東瀛?2009年底,正在給大同設計大劇院的日本專家告訴市長耿彥波,日本侵華期間曾為大同做過系統的城市規劃,耿彥波很感興趣,借著去日本大牟田市訪問的機會,在日本國立圖書館找到了這份泛黃的圖紙,“專業性、超前性令人驚嘆,惟一的缺陷是對人口沒有現在的遠見。”
日本設計者當年寫道:“對如此貴重的文化遺產進行適當的保護是我們的文化使命……避開古城,在城外建設新城。”耿彥波忍不住感慨:“一個侵略國,居然能站在這么一個高度對大同的長遠未來進行規劃,我不得不仰視這個民族在城市規劃上的專業精神。”現在,這份沾滿歷史血淚的舊規劃被視為大同歷史上的“大事件”,放在了城市規劃展覽館里大同規劃史的最前面,“它的層次比我們過去的規劃要高得多”。
這個細節波瀾不興,亦幾乎無人問津,而惟獨市長引為久違的共鳴。
城市規劃首要在于科學性。當年的日本規劃中,大同工業都市的布局在十里河以南,距離古城至少十公里以上,一個頗有預見的距離,而如今,正因為前些年電廠被建在了城市周邊,大同發展空間極大受阻。
類似不尊重規劃的教訓還有,一條高速公路選線恰好壓過文贏湖邊,而文贏湖周邊是御東新區的黃金地段,最后的代價是政府再花5億元來實施改線,最終釋放出了近7000畝的黃金土地。
保護古城的口號,大同亦喊了多年,但越保護,越衰破,新開工的房地產項目甚至就建在了古城墻上。而規劃中的新區,仍未能有效地控制,反而把新農村建設的試點放在了那里。
這些教訓現在成為耿彥波強調“拆遷有理”的論據,“拆遷就是糾正過去錯誤的規劃”,“耿拆拆”、“耿指倒”(一指就倒)由此得名。城區區長祁雪峰說,光城區(大同的一個區)在兩年多時間內,就共計拆遷超過一萬五千戶。
官場最忌朝令夕改,但又總是,十個縣官,十個現管。大同在2006年編修的城市規劃獲批還不到兩年時間,耿彥波就決意大動干戈,另起新規劃。他為此背負了一意孤行的指責,但卻堅持“一定要改過來”。
新規劃和70年前日本人的意圖幾乎不謀而合,耿彥波解釋說,“在一個城市的大容器里,古今分開,新舊兩立,鮮明對比自然會產生一種張力。過去總有矛盾,是因為發展跟保護總被放在一起。”
反思北京,不屑平遙
“規劃是建設的龍頭,是一個城市不敗的基礎。”“這不是我的發明,是梁思成先生提出來的。”
在耿的眼里,不遵循梁老先生的意見、執意在古城內原地發展的北京是一個鮮明的反例——古城破壞越來越嚴重,而古城內的發展空間卻越來越小。他治下的大同,不能重蹈覆轍。
2008年2月4日下午,耿上任大同市長的第二天,當晚八點,將視察的第一站選在了規劃局。規劃局總工程師劉明君還沾沾自喜,山西省內只有大同和太原兩家規劃獲得了國務院批準。
誰也沒想到,新市長當頭潑了一盆冷水,“第一,城市布局比較散、沒有特色;第二,城市路網設計得不夠合理;第三,產業布局不夠集聚。”這三點直中軟肋,劉明君心知肚明,2001年開始編制,歷經5年才獲批后,2006版規劃早已過時。
十天后的首次市委常委會上,新市長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一軸雙城”的思路:“古城實行整體保護,在東邊建立御東新區,中間以御河為軸,西邊傳統,東邊現代,兩相呼應。”此前一周還是大年初一,新市長翻城墻,被狗攆著一路跑,在殘缺的黃土城墻上,才發現數百年來大同古城的里坊結構竟從未遭到破壞,還有包括華嚴寺、九龍壁、善化寺在內的一批“國保”遺存,“腳下的古城才是城市的核心價值”。
在他看來,除了平遙,文化名城保護在中國沒有成功的案例,但平遙并不能與大同相提并論:“無論是年代久遠、文化高度,還是城市規模、歷史遺存,平遙都不及大同。”拆遷爭議如影隨形,耿彥波在古城保護上的文章也是由來已久。1995年任靈石縣長時,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復了“王家大院”,隨后被評為“國保”;主政榆次期間,他又修復了“常家莊園”,與前者并稱“晉中雙寶”;履歷太原,耿提出“建設一個新城改造一個舊城挖掘一個古城”的整體思路,但只呆了一年多,未及實施。大同看起來是理想的“折騰”之地。
調研僅短短十天,耿彥波就拿出自己的規劃,“要趕在開春動工前,定下思路。”他揚言,五年見分曉。2008年3月,一份《嚴厲查處違法用地違法建設的緊急通知》下發,他強令叫停了3.28平方公里古城內的在建工程,一些在古城墻原址上修建的房地產項目被拆除、擇地重建,企業不守規劃而獲的“利”,耿彥波要他們全吐出來。此時,他上任才剛滿一月。
市長理據十足,因為在建的所有五十多個項目,“按規劃的標準看,無一例外存在或大或小的違規。”劉明君說,“多蓋了車庫、活動房,還屬于小違規,而大違規則是整個樓都變了,報的是一套,建的卻是另外一套。”耿彥波也拿捏分寸,不少違章建筑背后均有官員撐腰,對違規責任的既往不咎,多少消弭了推行的阻力。
劉明君從火藥味中聞到了信號,自己揚眉吐氣的春天來了。2008年的市政府工作報告中,耿彥波強調:“規劃是建設的龍頭,是一個城市不敗的基礎,規劃決定城市。”如今,這是大同流傳頗廣的“官話”。
而他每次現場辦公,都會有兩個規劃部門的年輕人跟著,提著兩個裝滿大同市各區域和項目工程的規劃圖紙的袋子。
拒平庸,迎大師
“今天建了明天就拆了,那不是巨大的浪費嗎?”
規劃一定得落在大地上,耿彥波的理解是,“先修路,把城市的框架拉下來。”不同于以往的小修小補,大同這次是徹底改造路網,單2009年,改造、新建的城市道路就達43條、總長110公里。還不單單只是修路,雨水、污水、弱電、自來水、供熱等所有管網工程均一并入地處理。
過去的大同,市政管委會主任楊立新感慨,全市找不出一張完整的管網圖紙,設施基本停留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水平,管線一捅就破,城里經常污水橫流,市民怨聲載道,“我們接訪的一個月中就有高達308條投訴,條條屬實。”在新市長的主導下,大同現在儼然是建筑大師們的試驗場,在御東新區,美術館請的是英國的福斯特,香港機場、首都機場3號航站樓均是其代表作品;大劇院請的是日本的磯崎新;圖書館邀請的是哈佛大學建筑系主任科恩……“每個大師都給大同留下一個作品”是耿的夢想。
為了杜絕平庸的設計規劃,花再多的設計費也無妨,耿認為“好”就是“省”,“今天建了明天就拆了,那不是巨大的浪費嗎?”他時常提到的笑話是:大同某銀行的辦公樓,抄的是一家天津建筑的圖紙,可是把人家圖紙的陰陽面顛倒了。
耿彥波還不分巨細地參加旨在解決道路裂縫的質量分析會,也會和北京城建的專家們一起交流解決井蓋和道路的合縫問題,他甚至會在工地上直接訓斥施工隊伍偷工減料,沙子和水泥的比例沒有達到規定的3∶1。“一個市長怎么能管沙子和水泥比例這么細的工作?這是工程監理的活。”但耿覺得這不是什么深奧的專業,一年不懂可以理解,兩年三年還不懂就是態度問題。
“沒辦法”和“沒時間”
被捆綁在耿彥波身上的大同“正經歷著非常之期”
距離大同市中心十公里的云岡石窟是世界文化遺產,2001年申遺成功后,當時承諾的整治周邊環境工作一直未能實現,直到“耿拆拆”來大同;而包括人工湖、仿古商業街燈項目均在遺產的建設控制地帶,因為未依法履行審批程序,被國家文物局緊急叫停,是為“云岡風波”。
在大同市古城保護研究會會長安大鈞看來,不遵守條文規定,實是為了規避低效的政府效率,“沒辦法的”。
這場近乎極端的古城保護產業化方案,不免也陷入極端是非的爭論之中,一部分人認為,整體保護實質是偽古董,是為了博取政績的形象工程;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將文化保護放到城市發展的戰略高度,難能可貴”。
然而,耿并不愿意為這些爭議耽擱時間,“我沒時間等了。”因煤而生的大同,在計劃經濟時代輝煌一時,但到了今天,大同市營以下企業幾乎全軍覆沒,一百多萬的城市人口中竟有16萬戶住在棚戶區。在高鐵發達的今天,從北京到大同,350公里的距離火車仍需要6個多小時。當地人形容城市形象時調侃說:污水基本靠蒸發,垃圾基本靠風刮。
留給耿彥波的余地其實更有限,相較于煤都的經濟轉型之艱、吏治的滌清之難,城市建設也許還算是個見效快、易作為的領域。這也是他的一貫招數,從靈石、到榆次、再到大同,城建均是耿最重要的執政抓手。
安大鈞說:“數十年來,地位日漸式微的大同,迫切需要一個重錘來敲這面沉鼓。”云岡風波時,為了保住這個重錘,前任市委副書記的他主動給省領導寫信力保耿彥波。
耿彥波自己也承認,“大同正經歷著非常之期。”
2009年底,大同市面向全國公開選拔市規劃局局長,這是大同惟一一位全國公選的領導干部。耿彥波說這個職位的選拔上一點沒有讓步,“一定要選一個專業人士”。
更大規模的人才計劃正在實施之中。市政管理委員會1200名工作人員平均年齡高達49歲,全單位沒有一個大學生學的是對口專業,現年48歲的總工程師是二十年前被招進來的最后一個大學生。2010年,才終于有了20名新大學生,開始實習。2009年底建成的城市規劃展覽館則希望以此鼓勵市民參與城市建設。超過7000平米的展廳,一些標志性工程的規劃設計模型在列,鼓勵市民全程監督。
半年來,市民們的留言超過了厚厚的六大本,其中不乏“保留”意見:“拆遷是民生工程,應做到拆遷、安置同步進行”;“大同水資源嚴重短缺,哪來的水源支持文贏湖、護城河?”
“爛尾”隱憂
把攤子鋪得如此之大的市長,一旦中途調離,會不會落下個爛尾工程?
根據估算,大同此屆政府5年內的投資共計500億。這對于2010年僅121億元財政收入的城市來說,一旦資金鏈斷裂,大同的城市建設將功虧一簣。更壞的消息是,2010年的財政收入較上年還降低了1.1%。
耿彥波的解決之道是,貸款100億,政府自籌100億,而爭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資金50億。另外250億則來源于“經營城市”,他從不回避城市建設對土地升值的影響,僅御東新區的三萬畝熟地就足以填補這250億的空缺。
至于以后,兩年里,耿也在拉項目,盡管包括中國重汽、北車集團、中海油等一系列大企業紛紛落戶,但成為真正引擎尚需時日;而直接瞄準300萬游客的古城改造,還在襁褓之中。
大同人分外擔心,這個把攤子鋪得如此之大的市長,一旦中途調離,會不會落下個爛尾工程?
近15年來,耿彥波從未在一個地方干滿一屆,而“耿彥波所有關于大同的藍圖都是按照5年的周期來做的,如果他中途離開了,誰能接得了他的班?接班者認不認同他的思路?”“云岡風波”時,大同市民自發組織了簽名,有報道稱萬名市民挽留這位市長。甚至一些拆遷戶也加入其中。
在城區區長祁雪峰看來,耿彥波在大同的所作所為無異于一場賭博,“但大同需要這樣的賭博,不干也是死,下點猛藥吃不好也是死,但吃好了就可能起死回生了。”如今,古城保護重點之一的東城墻已近完工,12座望樓一字排開,蔚為壯觀,絕大多數工程尚在快馬加鞭的建設之中,大同已難再回頭。
網絡編輯:溫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