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我的朋友

 這是柏楊給我的最后一封信。

2008年4月29日，柏楊走了。

他沒有遺憾，只是戀戀不舍，不舍他對妻子的愛，不舍他對人的愛，不舍他對家國的愛。

我和柏楊1950年代就認識了。說來是老話重提了。我是“自由中國”的編委和文藝編輯。在那時的一片文化沙漠中，突然收到郭衣洞的小說“幸運的石頭”，特別清新，立刻登出來了。編輯委員會上，雷震先生大叫好。接著郭衣洞又來了一篇“被猛烈踢過的狗”，又立刻登出來了。他嘻笑怒罵當時的官場和所謂的“尊師重道”。

 我們各自生活的滄桑，時斷時續的友情，一直到1980年代，才又繼續下去。

1968年1月2日，柏楊翻譯的《大力水手》漫畫刊于《中華日報》，他將“fellows”譯為《全國軍民同胞們》。3月7日被調查局以“共產黨間諜”和“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被捕，囚禁火燒島九年多。1977年4月1日，才被釋放。他出獄不久，1979年2月4日給我寫了信，托孫觀漢先生從臺灣帶到美國轉給我。一紙短箋，寥寥數語，卻有千斤沉重。他只是說曾向一老友探聽我的地址，那人說聶華苓去過大陸，勸誡他以后不來往為宜。他的信件都要經過檢查，也就不敢寫信了。

華苓:

    特請孫觀漢先生代我轉達我的懷念。似乎是，我們都已老了。昔日相聚，恍如一夢。而變仍未已。無法盡言。

    郭衣洞，1979，2，4，臺北。

我離開大陸30年后，在1978年和PAUL以及兩個女兒，去故鄉探望久經離亂的家人。那時我們得先到香港，從九龍坐火車到羅湖，走過長長一條橋到深圳。戴天和古蒼梧一路送我們到羅湖橋口。他們說：要看聶華苓過橋。我們一家順著“往中國”的箭頭向前走。走到橋上，我站住了?；仡^看看——30年了，我走過好長好長一段路啊。

如此沉重的心情，卻給當時的政治抹黑了。從此我回不了臺灣了。接到郭衣洞那紙短意長的信，恨不得馬上見到他和新婚的妻子張香華，非常希望他們能來愛荷華。但是，他的獄史，我的“親匪”，都是他在臺灣離境的障礙。我甚至沒有回信。

一直到1984年春，我才打電話給郭衣洞，探問他是否愿來愛荷華。

華苓:
聽到你的聲音，非常高興。人生有很多變化，距最后一次見面，(仿佛在巴士上)，匆匆將近三十年。將近三十年中，你有很大成就。而我卻坐了十年牢。感慨良多。

感謝裴竹章先生。我另一函，請代轉謝。另外，寄幾本關于我的書。一份送你。 一份請代送裴先生。并不是showoff，而只是介紹我出獄后干些什么。免得我嘍嘍嗦嗦自我介紹，使你厭煩。

郭衣洞
一九八四，四，二十五，臺北

1984年秋天，他和張香華終于來到愛荷華。柏楊日夜埋首“柏楊版資治通鑒”的寫作，每月一書。他們住在愛荷華河邊的五月花公寓，我家在河邊小山上，就在五月花旁邊，他和香華常在晚上散步到我家聊天。有時香華疲倦，他一人來我家。我們無所不談。奇怪的是，他和PAUL語言不通，但語意可通。彼此欣賞，一同大笑。

他說：“華苓，你和我都有晚來福。你有PAUL，我有香華。”

他聽我們談到卡特總統是喜歡詩的人。1980年1月，正當激烈的伊朗學生占領德黑蘭美國大使館，扣下六十多美國人質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