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不做改革中的犧牲者

柳傳志（謝子龍/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2月14日南方周末創刊35周年特刊·南周面孔系列）

作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年過七旬的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目前深耕投資，是為數不多仍在商界馳騁的一位。2018年5月，因為一場5G編碼的投票風波，聯想被拿來和華為作比較，再次引發關于“貿工技”和“技工貿”路線之爭的大討論。

柳傳志于1966年畢業于西北電訊工程學院（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后任職于國防科工委和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沒過兩年便被下放農場勞動，70年代重回中科院，直到1984年創立聯想，柳傳志已年逾四十。方才過去的2018年12月，柳傳志榮獲了改革開放四十年“改革先鋒”稱號。

聯想的崛起，無疑是中國計算機和科技企業發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作為掌舵者，柳傳志對改革開放的深刻理解和推崇傳播，也始終影響此后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企業家。

近日，柳傳志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回顧了聯想創立至今，那些關鍵的抉擇是如何做出的。

2009年2月12日（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創業初期的教訓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提出“一院兩制”，一部分科研人員做基礎研究；另外一部分出來辦企業，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實現科研成果產業化。不惑之年的柳傳志選擇下海，于1984年用中科院給的20萬元啟動資金創立聯想。初期聯想專注于計算機領域，主營代理分銷業務，并研發出了自己的微機品牌，在國內微機市場成功占有一席之地。

南方周末：創辦聯想的時候，你已是不惑之年，怎么會想到去創業？

柳傳志：我的四十多歲就相當于現在年輕人的二十多歲，因為年輕的時候沒機會做事。以前單位開會成天就是政治學習、階級斗爭，后來做實驗，科研成果也變不成批量產品，心里總覺得憋得慌。恰逢國家改革開放，當時并沒有要“讓聯想成為世界第一”這類特別高尚的理由，只是想發掘自己的人生價值。

南方周末：聯想當初面臨的是怎樣一種營商環境？

柳傳志：80年代初，國家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策法規都是按計劃體制去制定的。但是我們想走市場經濟的道路，難免就會發生碰撞和摩擦，這是聯想當時遇到的最大的難處。

舉兩個例子，我們以前生產過一個產品叫聯想式漢卡。漢卡一開始被北京海淀區物價局罰款100萬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巨額數字。當時物價局的定價規則，是按硬件成本（比如板子、元器件等）加上人工費用、水電這些，價格再提升20%，這是我們能獲得的最大利潤，超過這個數額就要罰款。

但是這其中并沒有把人的智慧與投入計算在內。雖然我們認為物價局做得不對，但為了讓自己能夠安全地活下來、在改革中繼續前進，我沒有聽從一些年輕同事的意見召開記者發布會，而是選擇妥協、反復溝通，最終被罰了40萬。事后沒過幾年，物價局這個單位也消失了，說明制度改革了，但有些企業成了改革中的犧牲者。

第二個例子是關于我們在深圳設立的一個小作坊。因為受到深圳海關的不公正待遇，我們告到了海關總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