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會被寵壞的知識分子” ——古稀蔣勛回看人生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是會被寵壞的知識分子，一直在安逸、順利的環境長大，覺得有一個愧疚。那個愧疚，我讀托爾斯泰的時候有一點懂。托爾斯泰希望放棄所有的土地給他的農奴，我覺得是那個心情?！?/blockquote>責任編輯：宋宇 邢人儼
蔣勛（左）是臺東池上鄉第一位駐村藝術家。秋收時節，他與當地農民一起下田割稻，坐在田壟上吃割稻飯。他對農民的耕種經驗很有興趣，也驚嘆于醫療條件落后的池上是全臺灣90歲以上老人最多的鄉。
（本文首發于2019年2月21日《南方周末》）
他已經滿頭白發，也許一生都在徘徊，一頭是浪漫主義的英雄情結，另一頭是現代主義的虛無意識。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是會被寵壞的知識分子，一直在安逸、順利的環境長大，覺得有一個愧疚。那個愧疚，我讀托爾斯泰的時候有一點懂。托爾斯泰希望放棄所有的土地給他的農奴，我覺得是那個心情。”
1984年，中國大陸第一次出版臺灣青年詩人蔣勛的作品。時年80歲的作家丁玲為這本《蔣勛詩選》寫序，兩人三年前相識于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丁玲對蔣勛的第一印象是“看起來很年輕，可是博學多才”，她相信詩人“會在國內找到許多許多知音”。
丁玲似乎只說對了一半。蔣勛此后十幾年在臺灣聲名日隆，在大陸卻一直寂寂無名。他常常前往大陸，為上海一家讀書會取名“春深”后，在那里講《紅樓夢》和《莊子》。他不曾想過會在大陸出書、開畫展。
2010年，蔣勛因心肌梗塞做了支架手術，出行要先通過醫生審核，去大陸的頻率降低了。有一天，哥哥從溫哥華打電話問他是不是要去北京演講，門票已經賣到了400元。“我嚇死了，我也不知道這個現象是怎么發生的。”蔣勛用軟萌的臺灣口音描述。那時他才發現大陸有很多人在讀他的書，很多還是盜版的。
2018年底，誠品書店的深圳分店開張，蔣勛著作比臺北總店還全。蔣勛身后有一批追隨他為“導師”的大陸文藝青年，一些人甚至模仿粉絲應援機制，自稱“薰衣草”。在網絡時代，年過七旬的蔣勛顯示出同齡人中罕有的“流量”號召力。僅蔣勛說《紅樓夢》的付費音頻，在某平臺上線不到兩年，點播量就高達2.4億次。這套問世于1990年代的音頻于全網流傳二十幾年，播放量更是天文數字。
名滿天下的人往往爭議叢生，對蔣勛的質疑一度成為公眾話題。
“我自己從來不覺得我是導師。”蔣勛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有一個東西可不可能是導師，就是美本身。”
2018年，蔣勛第一次在大陸辦個人藝術展。這年年底，他也在臺東池上辦了首個私藏展。展品很多是他的收藏。蔣勛本沒有收集習慣，他從小跟家里兄弟同住，隔一段時間就要清理物品。如今，72歲的蔣勛開始梳理人生。
“我身上一直有兩個很矛盾的東西”
1950年，蔣勛3歲。他隨父母從西安橫跨中國大陸，在臺灣馬祖白犬島照相館拍攝通行證照片，從此長住臺灣。
蔣勛一家住在臺北以北，基隆河與淡水河的交匯處。晚清許多大陸人渡海入臺，都在淡水河碼頭上岸。不少人死在船上，幸存者到碼頭便一同把逝者就地合葬，堆起低矮的小小墓冢。碑石上沒有這些人的名字，只刻著“萬善同歸墳”。
“他們幾乎都是少年，出去冒險，或者向往一片新土地。”蔣勛的畫室選在少年的墓冢旁，他有時會去那里散步，“似乎有一種年輕的精神，或者說少年的精神在這塊土地上。”
1976年，蔣勛聽一位國民黨青年軍老兵講起親歷的抗戰故事，感懷之下創作詩歌《寫給故鄉》：“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去看望祖國的大地，你用你的足跡，我用我愁鄉的哀歌。”他糅合老兵的講述和自己的想象，在詩中描摹著“古老而又年青的祖國”，并憧憬著“少年的中國”。
臺灣音樂人李雙澤次年據此改編譜曲，創作歌曲《少年中國》，成為最早的臺灣校園民謠之一。就在這一年，28歲的李雙澤在淡水鎮海邊因搭救溺水者喪生，他的模樣定格在少年時。三年后，蔣勛出版自己第一本詩集，也取名為《少年中國》。蔣勛曾與青年作家謝旺霖談到自己的“少年”情結，他所迷戀的“青春形式”，乃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畏死活去做一些事，充滿頑強、耐苦的生命力”。
在《少年中國》自序中，蔣勛回顧了他最早的精神養料。初中以后，他忽然對文藝產生“無可救藥的執迷”，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讀小說、畫畫、唱歌，學校的課業卻一塌糊涂。家里收入微薄，供六個孩子讀書壓力很大，無法再資助他深造繪畫、音樂、舞蹈這些奢侈的興趣。于是，他的興趣漸漸集中在“最不需要成本”的文學上。
每天放學，蔣勛總要跑到衡陽路的書店“東方出版社”，站在書架旁閱讀文學作品。他沒錢買書，每天在書上折一個角，第二天繼續看。這樣幾乎三年，他讀完了很多大部頭。
書店是從上海搬來的，店里有許多18世紀和19世紀的歐洲浪漫主義文學作品，由當時活躍在上海的傅雷等人翻譯。“我現在發現自己受浪漫主義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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