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著這次寫作,我把它從肉中取了出來” ——李洱談長篇小說新作《應物兄》
從郟象愚變為敬修己,他對世界的判斷不停地變化。在一般人看來,他好像始終不渝地選擇錯誤道路。其實我從未嘲笑他,我深情地關注他。這種人展示了我們每個人都可能經歷的崎嶇、艱辛的生命歷程
責任編輯:宋宇 邢人儼
作家李洱認為,在各種學術當中,儒學與現實的關系最為密切,寫知識分子最好聚焦儒學研究者。小說主人公應物兄身處現實漩渦,想起的卻常是典籍、詩文和圣人教誨。他雖然嫻熟于應對日常俗務,但內心仍有堅持,多年人文教養的累積逐漸浮現。
(本文首發于2019年3月14日《南方周末》)
從郟象愚變為敬修己,他對世界的判斷不停地變化。在一般人看來,他好像始終不渝地選擇錯誤道路。其實我從未嘲笑他,我深情地關注他。這種人展示了我們每個人都可能經歷的崎嶇、艱辛的生命歷程
寫《應物兄》,李洱心懷一份鄭重。2005年動筆到2018年底完稿,他寫這部小說竟用了13年,其間母親去世,兒子出生。母親病重的兩年半,他頻繁往來于北京、鄭州和濟源三地,在病房里有時也打開電腦寫幾頁。2019 年回家,大年三十傍晚,他在母親墳前燒掉一部八十余萬字的《應物兄》。
此間滋味,應物兄會懂得。應物兄是小說主人公,他在忙碌的生活中常常忘記自己從哪里來,夜深人靜時卻冷不丁想起。因為在夢中長久地望向母親,他落枕了,第二天歪著脖子登高,去山間墓地看望母親,可母親的墓已難以辨認。墓園里的松柏被偷伐掉做念珠,補栽的柳樹一樣粗細。從墓園悵然而返,他下山時不斷回頭,仿佛猛一回頭就能和母親相遇。
應物兄本名應物。出版商把他的《<論語>與當代人的精神處境》炒成暢銷書《孔子是條“喪家狗”》,順手把作者的名字改成“應物兄”。應物兄最紅的時候,商場里不同頻道的電視機在同一時刻都有他侃侃而談:在生活頻道談待人接物;在新聞頻道談本地寺廟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在購物頻道談購物一條街;在考古現場談文化傳承……
人氣如此,當他所服務的“濟州大學”擬建儒學研究院,應物兄自然成為召集人。他穿梭在各色人等中間:官員、泰斗、同儕、學生,生產安全套和鋼管舞行頭的商人,用生殖器寫毛筆字的僧人,風水兼養生大師……他像浮士德,不過引誘他的不是魔鬼摩菲斯特。
應物兄以“虛己應物,恕而后行”和“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為處事原則。他身處現實漩渦,想起的卻常是典籍、詩文和圣人教誨。最初,讀者會更多注意應物兄“應物”的一面。他仿佛穿上迷彩,融入雜蕪的叢林。但在小說里,他所珍視的價值,多年人文教養的累積,仍像時隱時現的旋律般溫和然而執拗地存在。在下冊中,知識分子應有的莊敬和自省慢慢浮現。
對于普通讀者,真正讓李洱“暴得大名”的似乎是《石榴樹上結櫻桃》?!澳菢拥男≌f,我一個月能寫一篇?!碧崞稹笆瘛?,李洱脫口而出。小說的故事核是一個村莊的換屆選舉,結尾是個歐·亨利式的小反轉:殫精竭慮、穩扎穩打應付危局的現任村委會主任最后發現,她一開始就掉進了下一任設的局。
在更早完成的小說《花腔》里,李洱將歷史和現實的油彩調配、堆砌、刮抹、點染成一個羅生門式的故事。所有角色無非兩個使命:找到葛任或殺掉葛任。葛任是一個氣質、經歷都像瞿秋白的革命者。在一條倒計時的奪命路上,許多大事件和大人物都成了作家筆下的戲劇角色,大膽、頑皮、潑辣、放肆。
《花腔》獲得的贊譽代表了學術界對李洱的認可,但他可能是唯一沒有獲得國家級文學大獎的一線作家。無論“茅獎”還是“魯獎”,評獎后的新聞綜述中他總被認為是“遺珠之憾”。
2018年12月出版以來,《應物兄》再度引起各界關注。它躋身于各家圖書排行榜,重量級評論家紛紛發表看法,有人將它比作當代的《儒林外史》和《圍城》,認為它“將現代漢語長篇小說的功能擴展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2019年2月27日,南方周末記者專訪李洱,請他講述自己的觀點?!稇镄帧方梃b經史子集的敘述方式,各篇章小標題都擷取正文最前面幾個字,看似隨意,但意蘊豐厚?!拔沂怯眠@種方式向《論語》致敬?!崩疃f。
“真實的、戲劇性的、悲欣交集的場景”
南方周末:你寫《應物兄》最初的動機是什么?
李洱:印象里,我開始寫這部小說的2005年,國內高校里還沒有儒學研究院。所以對我來說,開始時它有幻想色彩。在漫長的寫作過程中,很多大學都有了儒學研究院,它就變成現實主義小說了。因為寫作時間太長了,寫完之后它好像變成了一部歷史小說。從萌生到結束,漫長的寫作時間賦予它多重意義,好像同時融合了未來的想象,現實的投射和歷史的品格。
南方周末:為什么關注儒學?
李洱:在各種各樣的學術當中,儒學和現實的關系最密切。儒學是入世的,儒學處理的就是現實問題。如果寫知識分子,最好讓他是研究儒學的。從現實操作層面上講,他面臨的問題就是知與行、公與私。這些問題落實到知識分子身上,各種戲劇性情景就可以順利展開。
南方周末:知識分子的知與行這個切入點特別有意思,有歷史感也有現實性。實際行動和高頭講章有時候重合,有時候是完全背離的。
李洱:從“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開始,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西方價值、西方文化就有一種自然的傾慕。到對中國文化再次確立認同感,并同時反省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試圖從中國傳統文化發掘積極因素,大概走了 100 年。最近30 年來,尤其最近 20 年,人文知識分子要處理的主要問題,就是所謂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在儒學界,就是儒學的現代化轉型。這些問題海內外的討論非常多,海外甚至更早、更熱烈。海外學人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的眷戀,但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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