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院環境公益訴訟：一年近六萬件，硬碰硬但不撕破臉

2018年9月，安徽省蕪湖市三山區人民檢察院工作人員向市民宣傳公益訴訟法律知識。（IC photo/圖）

（本文首發于2019年3月21日《南方周末》）

不僅能與行政系統“硬碰硬”，行政公益訴訟的威懾力，有時還能促使地方政府部門產生治理合力，甚至有政府部門主動找上門。

隨著檢察系統環境公益訴訟的發展，環保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意愿不如前幾年積極主動，“希望能出臺相關支持鼓勵政策”。

“過去一講環保，就是環保部門一家單打獨斗，小馬拉大車?，F在情況完全變了，大家共同努力來打污染防治攻堅戰。最高檢就是個典型的例子。”2019年3月11日，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杰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說，“我們特別贊賞，也特別感謝最高檢。”

第二天，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向全國人大作報告時，曬出了2018年開拓公益訴訟的“成績單”：全年共立案辦理涉及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的公益訴訟案件59312件，通過辦案，督促治理被污染損毀的耕地、濕地、林地、草原211萬畝，督促清理固體廢物、生活垃圾2000萬噸，追償修復生態、治理環境費用30億元。

檢察系統參與生態環境公益訴訟，不僅象征著大環保合力，也是監察體制改革后檢察院自身的一項重點工程。這項工作既有數字展示出的顯著成就，也仍面臨重重挑戰。

行政公益訴訟是重點

據湖北仙桃市檢察院的一篇文章，檢察院的公益訴訟嘗試，可以追溯到1996年河南省方城縣的一起國有資產流失案。當地檢察院從職務犯罪角度進行調查，發現賤賣行為并不構成犯罪，于是嘗試自己以原告身份進行民事起訴，獲得勝訴，在當時造成轟動，被稱為“方城經驗”。

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廣東、江蘇、貴州等1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試點工作，民事公益訴訟允許在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兩個領域開展探索，行政公益訴訟的范圍則為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

兩類訴訟中，環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