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閱讀】陸揚——歷史篇
目前中國的知識界對于史學寫作嚴重脫離一般讀者有諸多的批評,強調史學著作的可讀性的呼聲越來越高。但在這種聲浪里受到忽視的一環,恰恰是如何將歷史敘述的生動和史學表述的嚴謹相結合。
看世界,讀中國——名家推薦:2007暑假閱讀書目
目前中國的知識界對于史學寫作嚴重脫離一般讀者有諸多的批評,強調史學著作的可讀性的呼聲越來越高。但在這種聲浪里受到忽視的一環,恰恰是如何將歷史敘述的生動和史學表述的嚴謹相結合。閱讀這幾部著作,正可以對這種結合的必要性有所領悟。
陸 揚
年 齡 41
現 職 哈佛大學東亞系客座教授
研究方向 中國古代史
對于年輕學子來說,夏日既是旅行的季節,也是閱讀的季節,而閱讀其實就是另一種方式的旅行,一種自己可以對交通工具和行動節奏享有完全掌控權的心靈遠足。也許因為我曾活躍于個別學術網站,給好學的青年朋友提供過閱讀中西方現代史學著作的意見,編輯希望我能將其中有關西方史學的部分整理出一些來,載于報章,充作一份夏日讀史的微型參考書目。這個建議自然對我很有吸引力,但開史學書單是件似易實難的工作,尤其是面向一般讀者,要在作品的深度和廣度上取一平衡已是不易,更何況沒有可靠且可讀的漢譯本,原作就是再精彩也只能放棄。我也在中文網絡報章上讀到過一些學者推薦的西方史學書單,尤其是所謂必讀書目,通常給我的感覺是缺乏明確的選擇標準和目標。雖說薦書終究隨機而隨緣,我還是希冀這里推薦的這幾部著作,能讓閱讀者看到現代西方史學特有的一些景觀,領略到史學分析的深入靈活和敘述的細膩。
第一種是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商務印書館,1979),推薦這部眾所周知的名作,是因為它是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實的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專著,而且史學眼光是如此周全和深邃。雖說布克哈特為意大利文藝復興定下的具體框架已經被后來的學者修正得不成樣子了,但是他那種將文化的方方面面融合在一起觀察,并從細微處辨別出精神大變遷的境界再也沒人能超越。除此之外,布克哈特還有一個特點很令我欽佩:他對藝術作品的敏感是歷史學家中罕有的(他其實也是個了不起的藝術史家),所以審視歷史現象不會只停留在文獻的解讀上,而是有直觀的判斷力。閱讀此書大致可以體會到西方的現代史學如何從一開始就將描述和論證交織在一起。讀者如果有興趣,不妨將此書和丹納的《藝術哲學》中講文藝復興的部分對照來讀,就可以了解19世紀西方的史學如何從以士紳型的博雅和某種文化種族的理念為基礎而展開的研究類型演進到以實證為基礎而強調歷史的多變和各種社會文化機制交綜復雜互為因果的現代專業史學。兩人采用了很多相同的材料,關注的社會群體也相同,但分析的手法和結果卻全然不同。和丹納華麗酣暢的筆調相比,布克哈特的筆觸洗煉到了極點,卻比丹納的表述婉約得多,已經體現出現代史學的內斂特色??上Ш透道紫壬膫魃竦摹端囆g哲學》的漢譯相比,《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的中譯雖能做到文從字順,卻遠比不上原作文字的典雅。
第二種是英國史家湯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錢乘旦等譯,譯林,2001)。讀這部巨著,可以了解現代史學的關注點是如何從上層轉換到下層,從結構轉換到經驗。湯普森對宗教傳統、政治宣傳和其他意識形態如何滲透到社會的結構中并改變人的團體意識的過程有很細膩的處理。他的史學敘述中到處都潛藏著理論思維的框架,但既不露痕跡,也不為其左右。湯普森史學思想的核心是馬克思主義,但他的這部著作卻顛覆了慣有的決定論模式,顯示出觀念和意識的重要。他所揭示的下層,并非受“看不見的手”制約的蕓蕓大眾,而是有獨特經驗和情感的個體,對這種個體經驗的尊重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最具魅力的地方,也是產生巨大說服力的基礎。湯普森運用史料的功夫驚人,能駕馭的面也極廣?!队と穗A級的形成》是一部可以讀許多遍的著作,主題看似枯燥,卻有能撼動人心的情節。但這部著作不是可以輕松讀完的,而是應當伴隨著思考。此書的漢譯是相當不錯的。
第三種是法國史家勒華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 :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1997)。此書研究的是14世紀初南部法國鄉村的信仰結構和文化心態。作為心態史研究最具影響的經典之一,《蒙塔尤》的情節的轉折起伏猶如一本編排巧妙的小說。作者關注點也在下層,但對于《蒙塔尤》所涵蓋的時段來說,直接了解這些層面的材料幾乎不存在。恰恰是在這點上,勒華拉杜里讓我們看到了史家的想象力和敏感:他將宗教裁判所的檔案轉化為探尋這種線索的最佳史料,通過巧妙的解讀勾勒出無形的心態,讓我們不僅看到了輪廓,也看到了內涵。雖然此書使勒華拉杜里聲名鵲起,但應該指出的是他并非中古史專家,所以在對史料的具體解讀上有不少失誤,但《蒙塔尤》在史學方法上的貢獻卻并不因此而減低,而這種貢獻看似史家能力的靈活展現,實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類學孕育的結果。和揭橥意識變化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相比,《蒙塔尤》所講述的故事似乎更生動可讀,但強調的卻是凝固在一定時空下的心態結構。如何從這種穩定的結構里產生變化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史學問題。對于這個問題,《蒙塔尤》本身并沒有提供解答,但恰是閱讀此書應該思考的問題。這部書的中譯本我沒有機會讀到,但就我所了解的許明龍先生的另一些翻譯,我想這部書的漢譯本質量應是可以充分信賴的。
第四種是法國中古史大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圣路易》(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2002)。這本書雖有許明龍先生流暢和精確的譯文,在國內受到的關注似乎不多,也許是主題有些專門的緣故,所以我想借此機會特別加以推介。這部著作是勒高夫近年所寫的兩部“偉人”傳記中的一部(另一部是《阿西西的圣佛郎西斯》),篇幅浩大。就課題而言,這部圍繞中古法蘭西最具聲望的君主圣路易生平的撰作并不新穎,連其傳記型的體裁也似乎和長期站在史學前沿的勒高夫的形象不相吻合,但它的出現卻標志著幾十年來強調結構心態的年鑒史家終究不得不回來面對政治史的課題。勒高夫投入了十多年時間來寫此書,或許可以標志人物研究和政治史書寫的某種“復興”,但這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史和傳記,而是經過心態史學洗禮的“新酒”。作品最可貴的不在于對圣路易的生平事跡的考據分析,在這方面它沒有顯著超越前人成果的地方,而在于讓讀者看清楚圣路易的形象有多少種,史家對每一種應該如何處理,它們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所代表的歷史文化意義為何。作者并不認為我們可以知道“歷史上真實”的圣路易,有的只是各類記憶中的圣路易和借用圣路易來彰顯的基督教君主的種種理想。拿這部傳記和中國史學界所寫的各朝帝王的研究相比較,就會發現后者所缺乏的是必要的史學思辨能力?!妒ヂ芬住返娜齻€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很有點像柯文的《歷史三調》,但勒高夫對史料的偏見所抱有的警覺更高,處理史料的能力也細膩得多。讀一下“飯桌上的圣路易”等章節也可以體會到這是一部何等有趣的著作。
我要推薦的第五種著作是美國史家休斯克(Carl Schorske)的《世紀末的維也納》(黃煜文譯,麥田出版社,2002;李鋒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19、20世紀交替的維也納是新與舊、沉潛與高明、理性與非理性相頡頏的空間,產生于那個時空的文化很多至今還籠罩著西方世界。休斯克仿佛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布克哈特,《世紀末的維也納》就是一部以文化史面目出現的思想史。這部著作其實像本論文集,卻猶如多聲部的組曲,最后匯聚成一部有多個主旋律的樂章。更難得的是休斯克有一枝輕靈的筆,再沉重的話題也能在他筆下化為精確而優美的闡述。不同于布克哈特的精簡,休斯克對當時一些代表人物的心靈成長作了透徹而精辟的個案分析,揭示出的層面常常出人意料。維也納不同于巴黎,向來不以激進聞名,但讀了這本書,可以了解為何19世紀末的維也納和巴黎一樣,有如此令人揮之不去的歲月。我曾在維也納求學,對那座城市特有的文化氛圍有親身的體驗,這種氛圍在《世紀末的維也納》里得到最完滿的呈現。有趣的是我知道和閱讀這本書卻是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上第一門研究課時的事情,休斯克那時尚未退休,正在普大執教鞭。讀《世紀末的維也納》給了我一種懷舊式的眷戀,所以推薦此書也有個人的因素在其中。
最后推薦的一本雖然也是西洋史家的作品,但內容卻完全是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這就是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方駿、王秀麗、羅天佑譯,北京三聯,2004)。這本書有精巧而特別的結構,用春夏秋冬四季來對應明代商業發展的不同時段,雖然這個比喻讓人想起理論家諾斯洛普·弗萊用季節的循環往復來象征文學原型的無所不在,卜正民所強調的卻是一種具有獨特節奏的歷史變化,這種變化的原因千絲萬縷,過程曲曲折折,要理解這種變化,必須同時有從各種距離做觀察的本領,視野也要放寬到全球歷史的范圍。雖說敘述結構的安排影響了作者對材料的選擇,但書中的選材很有眼光,也不流于一般,使作者在呈現社會活動的各類面相的描述的同時,能照顧到對歷史發展的解釋。卜正民有長期處理明代文獻尤其是明清地方志的經驗,所以他的著作原創性很強,不像有些西方名家,雖能寫出引人入勝的史學敘述,但在原始材料的發現和解讀上還得仰賴他人的研究。卜正民很自覺地和他描述的對象保持距離,筆觸有一種反諷式的幽默和平靜。但這種特色的另一面是作者對明代的物質文化和商業活動的精神層面關照不足,所以他筆下的歷史雖然立體感很強,卻不大能令我感動,這和作者的訓練和史學立場有關。閱讀時如能將這部書和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相參照,會發現同樣是描述明代的社會,兩書的史觀和視角竟是如此不同。
我列出的這些著作都是條理清晰、文筆極佳、可讀性強的作品,但即便是這樣的作品,閱讀起來也還是要費一番心思,因為畢竟是純學術性的著作,寫得往往比較濃縮,對基本的背景知識不會做太多的交代。這6種書除了《圣路易》和《縱樂的困惑》之外,都是作者的巔峰之作,而《圣路易》和《縱樂的困惑》也可算是相關作者迄今所撰的最為成熟的作品,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能真正地傳世之作大概也就一部而已。這些著作除了布克哈特的以外,都很注重敘事的生動,但這種生動不是文學意義上的,而是史學意義上的,它們都有深入的史學思考作為后盾,并非為生動而生動。無論是寫經濟,還是寫思想或政治,敘述都必須受到史學表述的嚴格制約,這是現代西方專業史學的基本準則。目前中國的知識界對于史學寫作嚴重脫離一般讀者有諸多的批評,強調史學著作的可讀性的呼聲越來越高。但在這種聲浪里受到忽視的一環,恰恰是如何將歷史敘述的生動和史學表述的嚴謹相結合。閱讀這幾部著作,正可以對這種結合的必要性有所領悟。正是這種對史學紀律的遵守,才使我們能在夏日的自由閱讀中得到這些好向導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