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藩籬，挖水井，更美的鄉村因有他們

“健康扶貧最缺什么?最缺適用性人才,如何培養一支基層人才隊伍,是改革的當務之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院協會副會長方來英近日在媒體上疾呼：“我們去許多地區看,過去的赤腳醫生,有的70多歲,還在那兒做工作。我們完全靠對口支援解決不了本土、本地的需要。”

鄉村醫療資源的短缺,汪麗平深有同感,作為“全國創業就業優秀個人”,創業23年的汪麗平一直關注兩會動態,“貧困戶一家管理10000菌棒,當年就可脫貧。但一旦被病纏住,一不小心,全年的收入就打了水漂。”她創辦的企業,2018年在中國平安的幫扶下,度過了難關,深知農業企業的脆弱,“如果家鄉有像樣的教育,從外地返鄉的員工肯定會安心工作。”從鄉村醫療、鄉村教育,到鄉村經濟,汪麗平深感人才的缺乏對公司穩定發展的影響。

3月21日,春光和暖,在一場“村暖花開·鄉村扶貧扶志資助儀式”上,來自全國的優秀鄉村教師和校長、鄉村醫生和致富帶頭人,鄭重地向外界宣示了他們正在實踐的鄉村脫貧與發展的邏輯——善 “挖水井”,改善村民教育、健康和生產;敢“破藩籬”,緊密聯動,形成有造血功能的循環系統,從而達到鄉村生態的全面改善。

讓更多人愿意守望學生的未來

“最難忘的是剛畢業時帶的那個班,現在還有當年的學生每天在微信發一個早安。”賀兵1989年從烏盟師范學校畢業,分配到察右中旗得勝鄉五道溝小學,一接手,就是二四復合班的班主任,“二年級上課,四年級做作業?；蛘呦喾?。什么課都教。”

回憶起青年時的工作狀況,賀兵用“真情”和“激情”來形容。2018年3月,賀兵調任察右中旗巴音小學校長,“小學有六個班,每班最少7人,最多10人。” 隨著鄉村人口的流失,巴音小學成了全鄉唯一的小學。“它要發展起來,不能和城市的學校比分數,要辦出特色,要有差異化,否則就沒有生存空間。”賀兵現在操心的是怎樣使教師隊伍年輕化,怎樣留住年輕的教師。

2018年7月畢業于錫林郭勒職業學院師范院校的李翠霞,一直想去鄉村學校鍛煉自己,幾經波折,居然被分到母校巴音小學,這次她是以平安支教志愿者的身份返校的。她向巴音小學校長賀兵報到。她從校長那里了解到自己的母校掛牌“平安智慧小學”,安裝了村教一體機,“現在的學生,教室也有了暖氣,有了整潔的操場,這些都是中國平安援建的,真想不到有這么大的變化。”

李翠霞

與賀兵一樣,重慶市奉節縣平安鄉平安小學校長羅軍也被同樣一個問題困擾。學校有37個教師編制,常年缺口4個,尤其是他在學校開展課改實驗以來,“老師剛熟悉了,教學剛有點起色,往往就被調走了。”于是每年都在打磨,每年都從頭開始。

羅軍對鄉村教育的熱情,除了校內的教改,在校外他也積極開展“第二課堂”——全員家訪。“你早點回來看看爺爺、奶奶和我吧!連貓都盼望你回來看看呢!怎么樣爸爸?能回來看看我們嗎?”這是平安小學學生王勇寫給爸爸的信。王勇的爸爸媽媽在他出生后便離了婚,爸爸外出打工至少兩年沒回家了。王勇很想爸爸,但這信,他也不知道寄往哪兒。

在平安小學,像王勇一樣的留守兒童、貧困兒童不在少數。通過教師家訪,落后的同學感受同學們的友愛和班集體的溫暖,也促進教師與家長之間的了解和信任?，F在,羅軍和同事們越發堅信,“每個孩子都是小天使。”

在熱烈地談到自己對鄉村教育的抱負之余,羅軍也感嘆教學費用的捉襟見肘、教師待遇的偏低和培訓機會的稀缺。幸運的是,富有朝氣的平安小學,被中國平安援助,村教一體機和校長培訓的機會在2018年接踵而至,“聽說平安支教老師也可以申請。”羅軍開心極了。

讓更多鄉村老師樂于從教、安心從教,已經成為全社會進行教育扶貧時的共識。“鄉村教師是鄉村教育的靈魂”西南大學副校長陳時見認為,沒有鄉村教育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教育的現代化。”那些不為名利所動的鄉村教師,深懷愛心,為了讓更多學子熱愛學習,獲得人生尊嚴,日復一日地耕作,只是不愿讓鄉村失去文脈和活力,他們理應得到社會的尊重和幫扶!

家在哪里，事業就在哪里

這是一個慘烈的調研發現。

美國斯坦福大學中國問題學者、發展經濟學家羅斯高在中國調查了13萬西部地區孩子,發現24-30個月的貧困農村兒童中,53%的孩子智商偏低。

“聽到以后我們要昏過去了,一半以上的鄉村兒童因為留守已經輸在起跑線上。”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中國慈善聯合會副會長徐永光曾這樣形容自己的震驚。徐永光說,在貧困鄉村,留守兒童們沒有父母陪他們玩,給他們講故事;孩子們的營養也跟不上。這兩個原因造成了羅斯高調查中反映出的“智力偏低”問題。

沒有父母的陪伴教育,鄉村孩子繼續沒有未來。這是徐永光們的嘆息。

36歲的鄧年生是江西瑞金市黃柏鄉龍湖村貧困戶,中專畢業后一直在外打工。“家鄉的臍橙很有名,父親就在家里種。”隨著當地果園的規模和名氣擴大,越來越多人因種臍橙而脫貧。2016年8月22日,李克強總理視察當地的萬畝臍橙基地,一下子讓龍湖臍橙聞名遐邇。前幾年,“父親去世了,孩子長大了,家庭的重擔一下子壓來。”鄧年生選擇回鄉,開始接過父親的擔子。“平安銀行幫扶瑞金發展臍橙產業,我們龍湖村也搭上了便車。貧困戶種臍橙,可以免息貸款,每戶最高可以貸8萬元。目前我們村35戶貧困戶總貸款202萬元。”村黨支部書記鄧主平說,除此之外,“平安銀行還給我們找到一些電商平臺,為貧困戶增加了致富的渠道。”

鄧年生說他回鄉創業,勇氣更足了,“我要利用好平安的產業扶貧政策, 2019年我會找合作者,一起做電商。相信贛橙會走向更多家庭。”

在江西,在內蒙古,在重慶,在云南,更多的省份,都有中國平安“村官工程”的身影,無數的爸爸媽媽因此開心地返鄉就業或創業。

“家在哪里,事業就在那里。”汪麗平創辦的重慶市汀來綠色食品開發有限公司，先后吸納回鄉就業的員工,有副總、廠長、庫管、調味師十多個人。“蔬菜和食用菌種植基地的就更多了。”剛剛獲得“重慶市三八紅旗手標兵”的汪麗平肯定地說，隨著企業的規模不斷擴大,更多的村民會選擇返鄉就業。

武曉所在的內蒙古陰山優麥公司,獲得了中國平安“平安扶貧保”的支持,撬動了3000萬的扶貧貸款。平安扶貧保是由中國平安開創的產業扶貧模式,前端,以保險撬動扶貧貸款,為當地貧困戶免費提供優種、合作種植、保護性回購等一條龍服務;中端,以科技為手段,為種植提供衛星遙感、智能識別等技術支持,提高生產效率,確保扶貧工作精準到戶;后端,以平安壹錢包、橙e商城、金管家等平臺支持銷售,形成產銷閉環,打造可持續扶貧模式。

武曉在“村暖花開·鄉村扶貧扶志資助儀式”上分享自己的扶貧經歷

3000萬元貸款等措施很快到位,用于支持燕麥、馬鈴薯的種植和加工。武曉一開始的主要工作,就是和企業掛鉤的1087戶建檔立卡貧困戶簽訂合同。過去一年,武曉親眼看到公司因此發展燕麥種植20萬畝,涉及農戶近3000戶。“公司們每賣出1000元,就能為掛鉤的貧困戶增加50元純收入。公司的發展吸引了更多勞動力加入燕麥種植和加工的隊伍。”

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青睞產業扶貧的價值,以貧困村為主戰場,因地制宜、因戶施策,為貧困村量身打造產業扶貧項目,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讓貧困人口參與各種類型的幫扶項目,特別是產業和就業項目,邊干邊學,邊干邊樹立信心。”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汪三貴說,只有貧困戶自己持續的努力,持續提高產業發展和就業能力,才能確保他們穩定脫貧。這樣也能讓更多的孩子有條件享受到家庭的溫暖,從而健康成長,阻斷徐永光擔心的“貧困的代際傳遞”。

共筑有保障的健康生活

2018年8月,75歲的村醫楊家輝沒想到自己也有上“頭條”的一天。2018年7月19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到江西贛州、南昌、九江、景德鎮調研。7月20日,栗戰書委員長專程來到瑞金市葉坪鄉仰山村,走進村民家中看望慰問,在村衛生室向楊家輝詢問村民看病情況。楊家輝是我國第一代“赤腳醫生”,1965年就開始在瑞金縣人民醫院半農半醫學習班學習?；貞浧甬敵醍敵嗄_醫生的經歷,楊家輝直感嘆那時醫療條件的艱苦,“打一針收5分錢,掛號費是5分錢,一般藥就幾毛錢。”兒子在楊家輝的影響下,也在20多年前學醫。

楊家輝

號脈和聽診器是楊家輝給患者體檢的全部手段,沒想到在2018年“鳥槍換炮”——楊家輝作為優秀村醫,被推薦參加中國平安援助的村醫培訓,“平安提供了檢測一體機,能量體溫、血壓、血糖,還能拍心電圖;遠程診療設備和名醫能聯系上,真的想不到,當一輩子村醫,會接觸到這些高科技。”楊家輝稍微空閑下來,就讓兒子教他怎么使用。

與楊家輝是村組織推薦不同,重慶城口縣修齊鎮花坪村的村醫羅明聰自小就有從醫的決心。12歲時他跟一名老中醫學習。1981年,羅明聰開起診所。行醫以來,無論是翻山越嶺,還是跋河涉水,只要病人有需要,羅明聰不推卸。有時羅明聰正忙農活,來請他看的人,就會主動幫羅明聰干完農活,天黑了,倆人打著火把一起出發。

有人感嘆:“羅醫生,以你的水平僅僅在鄉里待著太不值。”他總是笑著說:“這個沒有值不值,我們這里條件落后,我走了病人看病不方便,去了別處,估計我的價值也發揮不出來。”羅明聰現在開心的是,他被推薦參加了中國平安援助的村醫培訓,拿到了先進的檢測一體機。

全國人大代表、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曾專門抽出時間和項目團隊一起,到江西、貴州、云南等地貧困地區進行深入調研,他們發現:一是貧困地區公共衛生醫療服務的實際“可及性”依然低。二是缺乏有資質的醫務人員。三是農村醫療衛生經費緊張。

在全國人大代表、揚子江藥業集團董事長徐鏡人看來,沒有“健康社會”就沒有“小康社會”, “健康扶貧關鍵在于孜孜不倦一個接一個的行動,終身行動。”

“從貧困地區的實際出發,尊重貧困人口的意愿,將他們納入扶貧產業發展過程中,更有利于激起他們脫貧致富的熱情。”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伍振軍看來,將外部幫扶和內生動力有機結合,扶貧工程才能更有生命力,發展才可持續,脫貧質量才能提升。而以中國平安“三村工程”為代表的扶貧力量,正是變“輸血”為“造血”,持續激發鄉村人才奮發圖強的積極性和改變鄉村的使命感、榮耀感。

挪威偉大的戲劇家易卜生說,社會猶如一條船,每個人都要有掌舵的準備。外部人才培養本土人才,這些鄉村守望者才是鄉村脫貧和振興的真實依托,因為鄉村才是他們生存的家園,也是我們所有人的精神家園。“我們沒有了農村,我們失去了故鄉,中國離開鄉下,中國將會發生什么,我不知道。” 著名作家賈平凹在一次公開活動中感嘆鄉村之于國人的重要性。這也正是社會力量關注鄉村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