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耿：中國經濟處在關鍵時刻

中國經濟在宏觀和微觀層面上面臨的最關鍵、最迫切的挑戰是什么？中國持續增長的關鍵障礙是什么？能否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持續高速增長？什么樣的改革可以最好地幫助中國面對復雜的國內國際形勢及挑戰？
 

中國經濟目前面臨著四個方面的挑戰及相應的艱難政策選擇：
中國的勞動力過剩及農民工隱性失業；
中國的剩余資本和央行的貨幣政策困境；
負利率下股市與樓市的劇烈波動和泡沫；
價格管制、國企壟斷及資源的浪費。

中國一個基本的國情是勞動力過剩和農民工的隱性失業。2006年中國流動農民工1.19億，農村勞動者3.62億，兩項相加，中國有4.81億非技術工人。這些人中許多都處于未充分就業狀態或者希望換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當民工或者農民出于某種原因停止工作，并不會被官方計入失業統計數據中，就構成了隱性失業人口，也就是剩余勞動力。

當前問題的特別之處在于勞動力過剩和資本過剩的同時存在。資本過剩源自中國的凈出口，體現為巨額國際收支經常賬戶順差 （主要是貿易順差），2006年達到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9.4%，2007年已達11.3%。

盡管人均資本存量極其低，中國實質上卻保持著資本過剩，并將過剩資本出口到人均資本非常富裕的美國，為其過度消費融資。對于一個有豐富的剩余勞動力的國家，中國顯然是需要資本來為其剩余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為什么不用自己過剩的資本來雇用自己過剩的勞動力呢？

答案很簡單，但卻往往被忽視。中國將剩余勞動力與剩余資本有效率地結合使用來創造增加值的制度阻力太大，也就是剩余勞動力和剩余資本之間的交易成本很高。更確切地說，阻撓資源更有效配置的根源在于資本市場及其他生產要素市場效率不高，比如存在高度扭曲的價格，包括負的實質利率及能源和原材料的價格管制。

負的實質利率使得資本的價格太便宜但獲得資本的行政障礙太高 （獲得信貸配給額度的交易成本太高）。要素市場的價格管制又使得能源、原材料、自然資源太便宜，但往往要排隊、找關系才能買到。這些價格扭曲才是央行貨幣政策困境、中國地方政府、企業及個人投資沖動、股市樓市波動及泡沫的根源。

央行的貨幣政策困境
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的資本流入，綁架了央行的貨幣政策（央行不敢加息），最終導致負利率及相應的股市、樓市波動及泡沫。

中國的經常項順差常被誤認為是人民幣被低估的證據，導致央行從2005年開始，放棄了1994年至2005年間實行的人民幣基本上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從2005年7月至今年6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8.3升值到6.9。

但我認為匯率水平不是中國經常項順差的根源，順差的根源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中國的價格管制及對環境監管不力導致的生產要素成本偏低，鼓勵了出口，而不鼓勵進口。出口企業過去不僅享受稅收優惠，還不知不覺享受低價的土地、水、電、油、煤等生產要素。

另一個是中國的出口障礙（或稱出口交易成本）由于全球供應鏈的高效率而大大下降，而進口的障礙（或稱進口交易成本）由于居民收入及購買力的不確定性而居高不下。其中缺乏良好的醫療保險、失業、退休及社保救濟制度對中國居民收入及購買力的不確定性影響最大，迫使中國老百姓必須保持很高的儲蓄率，并不敢放開消費。而政府計劃及監管部門對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后也影響到投資及消費，如許多地區對地鐵、鐵路、街道及社區配套設施的投資滯后于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及城市化進程。

人民幣升值并不能直接針對以上由于制度缺陷（要素價格管制太多、環保節能監管太弱、收入保障制度欠缺，社區配套設施建設計劃滯后）而導致的進出口不平衡。通過人民幣升值雖然可以間接地刺激進口、打擊出口，以上制度缺陷導致的資源配置浪費將繼續以其他方式存在，如高能耗、對環境的破壞及過高的儲蓄率、城市塞車、新樓盤空置率高等現象。

更為麻煩的是，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的資本流入，綁架了央行的貨幣政策（央行不敢加息），最終導致負利率及相應的股市、樓市波動及泡沫。

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在最近一年加快，上升了近10%，導致大量的投機資本流入。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