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 前后左右之爭

甘陽每每以“意見領袖”自任，而縱觀他20年的文章言論，前后不同階段頗有左右互搏之感。但甘陽可能比對手更清楚自己轉變的得失

以甘陽其人其文近些年引起的爭議，他實在應該入選本刊的“30年爭議者”。但他又佩服小平的“不爭論”，“不爭論其實是讓大家度過情緒期，不糾纏在過去的問題上”。他相信他的一些初看刺激人的言論，5年之后會成為社會共識。

這20年來，甘陽的立場幾經波折，然而正如他所說，關切的問題卻一以貫之。如模擬英國思想家伯林的著名比喻，我們或者可以說，甘陽給出答案時是多變的“狐貍”，提出問題時卻是專注的“刺猬”。無論1980年代在大陸，1990年代在美國，還是最近10年在香港，縈繞他心頭的，總是這樣的“天問”：

如何理解西方，如何理解中國，中國文明的自我期許是什么？

在他看來，理解西方是理解中國的重要基本功。100多年來急切變化的中國社會總是根據對西方的理解衡量中國，對西方看法的改變必影響對中國看法的改變。他覺得中國對西方的認識仍遠遠不足，所以始終不忘提醒要“重新閱讀西方”，對中國和西方反復看。

深有意味的是，1980年代以來的諸多文化事件中，甘陽每每以“意見領袖”自任，而縱觀他20年的文章言論，前后不同階段又頗有左右互搏之感。他的“反復”引致諸多詬病。但我猜想，甘陽可能比對手更清楚自己轉變的得失?；蛟S他既欣然于問題一貫，也滿足于觀點無定。在散文集《將錯就錯》里，甘陽幾次提到梁啟超，說“唯有梁啟超天性最為敏感，無法安定于任何一種成說”?？峙?，他是心有戚戚焉。

其實，甘陽是否忠誠于自己一時的觀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始終忠誠于自己的問題。他的論點未必無疑，論據未必可靠，推論未必謹嚴。但有些人的使命是“把事情說得艱難些”。他是否提出了真問題？平等是否我們向往的價值？文化是否我們內心的追尋？精神世界是否該被市場邏輯輕易占領？多年后有些問題可能不再使人焦慮，但我們不該忘記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