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在鑼鼓喧天中聽嘆息，在壓城烏云里看霞光

項飆站立在中國學術界非常邊緣的地方，卻令中國研究刮起一陣旋風。這股旋風刮到今天仍是撲朔迷離，看不清它未來的形狀，但它對年輕一代社會學和人類學學子的影響顯然是深遠的、持續的。對于步入中年的我來說，這種影響在我跟他一起上大學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不夸張地說，后來引我走上人類學道路的，是項飆和他早期的“浙江村”實地研究。

跟同時代很多學者相比，項飆是一個不走常規路線的人。這樣“逆動”的學者在北京海淀區雖有不少，但立足邊緣，獨辟蹊徑，卻依然能在嫉妒心很重的主流學術界贏得尊重卻不容易。有時候，他會讓人覺得他已經站在“主流”之中，甚至有望成為主流中的主流，但是他終究還是自覺地歸于邊緣。他更多地跟田野中的普通人在一起，觀察老百姓（他喜歡這個最貼地的用語）的真實生活，并且認為這些人日常行為的實踐應該是所有宏大話語最終兌現的地方。

項飆的研究始終聚焦一個對象：移民。他的名字最早出現在學術界，是和北京“浙江村”的研究連在一起。和那個時候很多沉迷于西方理論的人不同，他背上一個書包，就走進了傳聞中臟亂差卻充滿活力的溫州人聚落。他趴在裁縫店的吊床上，興奮地寫著每天的觀察筆記。在后來出版的《跨越邊界的社區》里，他提出了“系”和“關系叢”的概念。這本書一直影響到今天的社區研究，英譯本也在2005年出版。

項飆著《跨越邊界的社區》（三聯生活書店出版） 資料圖片

項飆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沒考托福就進了牛津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這是他學術研究的第二個階段。那正是“西方學者看世界，中國學者看家鄉”的時節，他再一次逆動，選擇流動的印度人作為研究對象。為此他前往澳大利亞的悉尼和印度的海得拉巴，那是一段非常艱苦的歷程，但他堅信如果“不嘗試用自己的眼光看中國以外的地方，那么永遠不可能形成中國的世界視野”。這讓我們看到，他在移民研究的背后實際上關注了一個正在冉冉上升的時代命題：在所謂中國崛起的背景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將發生怎樣的變化？

項飆以中國經驗觀察中國之外的其他族群，沒有跟著西方人類學時髦的后現代思潮，去印證所謂“流散國外”的文化失根，而是發現了全球勞動力大轉移中，那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工人在嵌入過程中遭遇的不平等待遇。這種不平等，是他在“浙江村”研究中所忽略的；在浙江村的研究中，他更關心邊緣群體的潛力和發展能力，但在對印度技術工人的研究中，他看到經濟行為就是社會關系的一部分，勞動力市場的不平等對于全球資本主義有著重要的影響。他的《全球“獵身”》獲得了2008年美國人類學會的安東尼利茲獎（中譯本于2010年出版）。

項飆著《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王迪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資料圖片

項飆順利成為牛津大學教授后，似乎進入了學術研究的第三個階段，他回到中國，開始用他者的眼光重新審視自己的出發地。這時候他的理論視野和人文關懷已經很不同于以往，但是對邊緣群體的關注卻始終不變。他看到世界在某些學者那里被置于地方之上，一切要順從世界的中心；但在另一些學者那里，“中國”又被處理成世界的被動組成部分，只會大聲說“不”，時刻準備著自尊心受傷，而不能形成真正的主體意識。這兩部分學者，在他看來都有認識的共同盲區，仿佛世界只有一個霸權的中心，一個決定性的運行邏輯。他不承認這種二元對立，而是努力去理解常常被忽略的國家內部的多樣化“社會”，尤其是那些邊緣群體，那些老百姓，例如東北的輸出勞工。他始終沒有放棄對這些普通人的關注。在他的眼中，世界不存在一個獨立的、穩定的、超越地方和主宰地方的世界規律和世界理論，世界是由多個他者和自我在多方面、多角度互動過程中產生的顯象。

他重新用漢語和同胞更密集地對話，也發展出普通人的國家理論。在那個國家理論里，他認為國家與社會沒有分野，一個框架性的國家整合著普通人對社會整體的理解。他提出一個可能還有許多爭議的觀點，強調國家從公共秩序出發的普遍參與，而要構造這種國家和普通群眾生活的關系，執政集團應該發揮關鍵作用。今天我們看到了他預測的這種趨勢，但又有所不同，因為他希望的僅僅是思想和理論上的領導。

不管怎樣，他的田野調查，他的理論洞見，他的學術格局都是獨特而發人深省的，他正面應對了時代，卻沒有去迎合世界。他沒有讓自己成為中心，他反對那樣的中心。他選擇逆動——按他的理解，就是貼著地面去理解具體的個人，就是回歸和他人不可分割的自己。他的工作，如他自己所說：在鑼鼓喧天中聽嘆息，在壓城烏云里看霞光。

（來源：289藝術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