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剛：為“社會”正名

介紹朱健剛的工作之前，請允許我先評析一下這些工作所處的時代背景。

在改革開放的諸多偉大成就中，“社會”的出現和正名恐怕是其中最重要、卻最受忽略的一項。

此前的時代，社會為國家所吞噬，并無獨立的存在，世俗生活的正當性不受承認。人們提到社會時，普遍帶有明顯貶義，“在社會上混”“和社會上的人混在一起”……諸如此類。它揭示出，在前三十年資源高度集中的單位制下，不進入體制，人生即沒有努力的方向，連謀生都成為問題。社會作為體制的對立面，幾無正面價值。

然而改革開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人們已經意識到，“在社會上”不一定就是混，可以經商，可以打工，可以有各種自由職業甚至在非政府組織里工作；不經由體制，人們也可以在社會上建立各種橫向聯系?！吧鐣?，已經逐漸褪去負面意義。

如果說1949年標志著一個強大的獨立主權國家的成立，意味著秩序的恢復，那么改革開放則意味著一種革命體制逐漸向正常體制的轉化，意味著革命成為遠景，社會開始生長?？梢哉f，這也是眾多仁人志士投身革命的“初心”。

朱健剛的工作唯有置于這種框架下，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從上世紀末開始，陸續有一批人士走向民間，結合成志愿組織，推動教育、環境、社區、女性權益等民間公益領域的出現和發展。朱健剛即是他們中較年輕的一員。他在求學時就走出校園，脫離單純的書齋走向城市街區，一方面是透過街區、透過百姓的日常生活觀察時代的劇變，開展研究，另一方面也實際參與到社會力量的培育中。他與一些同道共同創辦了扎根社區的志愿服務組織“熱愛家園”，倡導以行動改變社區，在機構內部則將民主、公開和制度化等價值置于首要位置，展示了新一代NGO與眾不同的價值追求。

告別學生時代后，他去到廣州，一方面教書育人，一方面致力于搭建市民網絡，推動公民慈善。他先后創辦華南NGO研究中心、南方公益慈善研究院等機構，十多年間開展了對公益慈善和社會組織的行動研究，舉辦過公益組織的領導力協力營，并參與了5·12地震的救災和災后重建，參與推動各級慈善和社會組織立法。這些活動，既提供了志愿者交流和服務的平臺，也見證了民間自組織能力的成長。不僅是廣州，全國各地有數以千計的志愿者都曾受益于這些活動。

在他組織的論壇上，常?？吹狡髽I家、政府官員、學者、媒體記者、草根行動者以及青年學生共聚一堂，氣氛平等，暢所欲言。我有幸曾參與其中，雖然被稱為“老師”，但最大的收獲卻是作為學生，親身學習，體會到了那種與北方迥然不同的公共氛圍。正如托克維爾所說：“一些習慣就這樣在這個國家的自由心靈中形成?！?/p>

正是在這些努力中，出現了今天所稱的志愿服務的“廣東經驗”。我對這一經驗有切身的體會。今天許多城市都不乏熱心公益的人群，但廣州的獨特之處在于，這里的人們做公益更多出于一種社會的觀念，而在其它地方，人們做公益的出發點更多是國家的觀念。在廣州，人們即使談論國家也是從社會出發；人們意識到首先是社會生出秩序，而不是國家產生秩序（當然秩序的守衛仍然離不開國家）。在這里，社會已具雛形，不僅有了實體，也有了規范。

走出校園之后，朱健剛又將他在草根行動中獲得的經驗和知識帶回課堂。他曾連續多年開設很有影響的“公民、社會與發展”課程，一邊邀請社會行動者向學生講授專題知識，分享行動經驗，一邊也把學生推向社會，圍繞學生所選擇的領域去實地見習，或者自行設計社區公益行動。這門別具一格的課程播撒了眾多的種子。

獲得知識又返回，這讓人聯想到柏拉圖的哲學王比喻。然而除了這種表面的相似，再沒有什么比這兩者在精神上相距更遠的了。對大學課程，朱健剛始終有一個理念，認為應該同時體現參與、對話和創造三種元素，也就是說使學生能夠參與進課程，被賦予能力來和教師一起對真理和知識進行探討。這里，在社會領域習得的民主和賦權精神被貫徹始終。

誠然，作為一位學者，朱健剛有更多的理論關懷。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他很早就放棄了蹺蹺板視角，一個強大起來則另一個必定弱??；相反，他認為強國家強社會是一種更可取、也是可行的模式。正是基于這種考慮，他毫不猶豫地走上了以社會建設為“業”（韋伯語）的道路。

曾有頭腦靈活的學者提出共和國的歷程是依次解決了挨打、挨餓和挨罵的問題，然而這依舊是以與外部的關系來界定我們自己，而不是從自我出發。如果我們沉入這幾十年歷史發展的內在脈絡中，就可以發現，社會的松綁和發育雖然不是改革開放最引人矚目的成就，甚至也不是設計者的初衷，卻是它真正可以一以貫之的精神實質。因為經濟總難免周期波動，它的增長也有諸多的代價，不可能無限持續，今天我們已經意識到了調整的必要；但如果從社會建設的角度去理解改革開放，就會發現這是一項有待完成的、通往未來的使命，還需要更多的人付出艱苦的努力。朱健剛的選擇恰好契合了時代的這一需要。

（本文刊于《289藝術風尚》2019/3-6月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