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書五經到四大奇書：一個新的文化傳統的確立

正如西方民族國家意識的萌生，伴隨的是各國民族文學的興起，意大利有但丁、英國有喬叟，中國也要在西學東漸時代重建民族文學與文化。圖為劉繼卣繪《大鬧天宮》。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9年5月16日《南方周末》）

“四大奇書”其實是比照“四書”來命名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四大正書”，《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則是“四大奇書”，“正書”代表的是大傳統，“奇書”代表的是小傳統。

考察中國文化的歷史進程可以有多種角度，比如，從國家體制的演變著眼，可以將西周至1911年間的中國文化劃分為封建時代的文化、帝制時代的文化；從文化的載體著眼，又可以分為以簡帛為書寫工具的時代（東漢以前）、以紙為書寫工具的時代（東漢末至北宋）、活字印刷時代（南宋至清中葉）、機器印刷時代（清末以降）；從社會經濟形態和國家管理形態著眼，還可以分為上古文化、中古文化、近古文化、近代文化；從“哲學的突破”著眼，則特別關注中國思想史上幾個重大的變動時代，如春秋戰國之際、漢晉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這幾種不同的角度之間，有重合之處，也有歧異之處，各有其闡釋優勢，又各有其闡釋盲點，因而可以互補而不能相互取代。

一、從五經到四書

從世代更替的角度選擇中國文化經典，其首選無疑是“五經”“四書”和“四大名著”，而“四大奇書”則是“四大名著”的雛形。

自西漢至盛唐，經典的數目雖然不斷增加，有“七經”“九經”“十二經”之稱，但延續的仍是以“五經”為核心的經典體系。這一體系從中唐起才逐漸被以“四書”為主的經典體系所取代。這并不是說“五經”就不重要了，而是說“四書”在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力更大，“四書”取代“五經”成為意識形態的重中之重。西漢大儒董仲舒教人以五經六藝為本，隋代大儒王通著《續六經》授徒講學，唐太宗命孔穎達修《五經正義》，所看重的首先是“五經”。而中唐韓愈等人已注意到《孟子》《中庸》《大學》的重要性，發宋代理學之端，至宋代大儒如二程、張載、朱熹、陸九淵等人，雖然學術主張不盡相同，但在論為學次第和內容時都有相似的見解，那就是對“四書”特別重視。誠如呂思勉所言：“唐中葉以后新開之文化，固與宋當畫為一期者也?！?/p>

“四書”取代“五經”在很大程度上與佛學沖擊、挑戰儒學影響力相關。相較儒學，佛學的優長在于其心性之學。自魏晉南北朝時代，佛學由波若本體論向涅槃心性論轉化，佛學逐漸找到其特色議題，涅槃佛性成為佛學主流話語。對心性之學的縱深開拓，使得佛學漸脫玄學苑囿，至隋唐以降而大張其道，士庶上下的思想疆域多為佛學所占據。

為了和佛學抗衡，復興儒家的文化傳統，必須對過去的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