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宇：把文學還給文學，也許收獲能更多

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最具潛力新人

班宇

1986年生，沈陽人，小說作品見于《收獲》《當代》《十月》《上海文學》《作家》《山花》《小說界》等刊。小說《逍遙游》入選“2018收獲文學排行榜”，并獲短篇小說類榜首。有小說集《冬泳》出版。

「授獎辭」

班宇以寫作無限逼近的所在，是俗世，是卑微者的心，是真情或假意的往來，是希望與絕望之間的困頓，是人生的熱烈、寒涼、沉重、輕盈、滑稽、苦澀熔于一爐之后的蓬勃世界，是試著和自己說話的溫柔聲音。出版于二〇一八年度的小說集《冬泳》，細節生猛，語言迅疾，在地方性的聲口里，反諷仿佛幽默的變種，亮光潛藏成痛苦的底色，在生活巨大的轟鳴聲中小心翼翼表達的悲憫，是一種存在的寂靜。繁花似錦又慘淡無比，活力四射又奄奄一息，時代的悖論成就了一個小說家的犀利，也守護了那些渺小人群的命運。

「獲獎感言」

對于寫作這一領域來說，我也許算不上新人，我的第一篇文章正式發表于十二年前，大概五千字，在一本音樂雜志上，寫的是一支美國的朋克樂隊，當時癡迷于音樂，每天聽十幾個小時，無法自拔，寫作時，亦有音符相伴，內心常懷壯烈與激蕩，有許多情緒想要訴說。隨后這種感情逐漸式微，被主題與現實不斷砍削，所剩無幾，我很懷念最初的那段時光。

直至2016年，我開始寫小說，重又將此拾回。在寫作過程里，我逐漸確認，經歷過的許多時刻，也許是為了落筆的那一瞬間而存在，這種感覺十分美妙。美妙過后，也有愧疚，常在深夜里，質問自己，該如何去面對那些陷落于空白之處的人與事物。怎么回答都不完整，像在躲閃，唯有繼續依靠寫作，不斷去校正，盡管始終無法命中靶心。

獎項也是一次校正的坐標，或者說一陣清脆的鈴聲，催促著我，休息時間已經結束，是時候端正姿勢，坐回到課堂里。然而這次卻沒有老師與同學，空空蕩蕩的教室內，只剩下我一個人，與彌漫在午后光線里的灰塵進行搏擊。它們是無數的影子，也可以凝為一面鏡子，我在其中尋找歷史與人的蹤跡，錯綜復雜，但又無比迷戀。寫小說也是尋找的一部分，更像是在跟自己對話，試著去反抗或者說服，在一個聲音越來越稀少的世界里。

在我的小說里，故事多發生在北方，有貧乏與黯淡，也有怯懦與謙卑，但無一例外，星星照耀著這里所有的人。喬治·西爾泰什有一句詩，他說：我乘坐的列車長如黑夜，長如記憶。那么我想，我的這些小說，或許可以認為是其中一節車廂，滿載著哀愁而堅忍的過客，映在星光之下，轟鳴著向前駛去。

獲得“最具潛力新人獎”，與諸多優秀的前輩共同站在臺上，對我而言，更多是一種鞭策與激勵，我將力爭不去辜負。所謂新舊，也許是時間上的概念。而在文學上，對我自己來講，更愿意認為，每完成一篇小說，都要重新站到起跑線上，面對一個新的空白頁，心懷無限憧憬，想著應該如何開啟下一段旅程，人與作品有時就是這樣相遇的。我愿意成為這樣一個永遠的新人，為下一次的沖刺做足熱身。

南都：你是如何開始寫小說的？

班宇：2016年之前，我基本是在媒體發表音樂評論，從初中時代開始，對國內非主流音樂有了一點關注，迷戀其姿態與內涵（今天也許要說，我當時所迷戀的，一部分實則出于美好的想象），受其鼓舞，所以后來開始逐漸試著用文字去梳理這些情感與背后的社會意義。

我一直寫了大概十年，后來有些疲憊，我覺得透過當代流行音樂文化，已經沒辦法很好地涵蓋我想探討的命題，所以就換一種體裁，開始寫小說。最初是參加豆瓣閱讀的征文大賽，寫了一組小說，即小說集里的《工人村》，獲得當年的首獎。第二年的頒獎典禮上，我跟大家說，這個小說本來是想寫成《俗世奇人》或者《米格爾街》，后來發現達不到那種舉重若輕的程度，就放棄了，任其自由生長。

后來想想，也不完全是這樣，我寫完這幾篇后，回顧了一下我們的社會進程和文學史，發現每座城市、每個區域，幾乎都有一條“米格爾街”、奇人奇觀層出不窮，誰都能講幾個這樣的故事，年輕的奈保爾成為街道居民委員會標配，于是就有點沮喪，因為我覺得我寫的這幾篇，家長里短，也算不上出奇，所以我想，如果再寫下去的話，得脫離類型的束縛，試試能不能寫點別的東西。然后就一路寫了下去，開始在文學期刊上漸漸發表。

南都：在短篇小說集《冬泳》里，有《盤錦豹子》的孫旭庭、《空中道路》的李承杰、《冬泳》的“我”……你的小說似乎總是聚焦工廠工人，為什么？所書寫的工人階層背后有怎樣的核心命題？

班宇：原因也許是，我對工人這一群體非常熟悉，這些形象出自我的父輩，或者他們的朋友。他們的部分青春與改革開放進程關系密切，所以其命運或許可以成為時代的一種注腳。以及，我對工廠天然有些好感，在我看來，那些巨型機械設備有著無與倫比的悲壯與美，它們的銹跡也像是另一種傷痕，為時間與人所不斷刻寫。但與此同時，我也覺得這個樣本不太豐富，所以也有一些其他寫法和主題的嘗試。工人階層也談不上，坦白說，在我的小說里，虛構成分居多，并非是要借此控訴或者發泄，相比社會命題，我其實更愿意對小說本質進行一些探尋，包括語言與敘述技巧等等，把文學還給文學，也許收獲能更多一些。

我不認為小說僅具備還原現實的功能，如伊格爾頓所說：將“逼真”作為衡量文學價值的手段，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莎士比亞的考狄利亞、彌爾頓的撒旦，以及狄更斯的費根之所以如此令人著迷，恰恰是因為我們在沃爾瑪見不到這樣的人。

南都：為什么要將目光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個時代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班宇：對我而言，對當下事物總是缺乏把握，覺得過于紛亂，無從應對，更沒辦法去講清楚，人在其中，很多感受極其微妙。但對于過去的時代，仿佛總歸可以有一點可憐的發言權，那么就試著去講幾句，用以清理自我的秩序，成為登樓去梯的孤軍。那個年代對我來說，更近乎于一種訴說的介質、一種鏡像，而非實際存在，或者說，我是在假托于此，進行一種更為自我的表述。

南都：小說中你大量使用東北方言，為文本賦予了地域標志性。為什么選擇用方言寫作？

班宇：方言我認為也許具有一種消解功能。它所對抗的是漢語內嵌的莊重與悲壯之感，使之不再具有懺悔功能，輔之以變形的聲調，進而形成一種提喻；更簡單來說，這些方言的背后既有地域的歷史，也有人與思想的遷移與結合，是一種頗為復雜的裝置，在大語境之下，可以展現出另一種面貌。地域這個標簽，我個人覺得沒那么重要，文學如同晶體，有著許多面向，地域僅是其中一種。作家與其作品的關系復雜，在東北也可以不去描述東北，轉而以更先鋒或者更委婉的形式去探討其他命題。故事每天在任何地方上演，東北的故事也沒有那么獨特，很多時候，它也可以發生在西北或者南方，好的小說里探討命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不太會為地域所限制。

南都：接下來你會在小說上做哪些探索？在寫作技巧方面，你覺得自己還有什么可以精進和進步的地方？

班宇：我在寫作東北題材相關作品的同時，其實也有一些不同的嘗試，主要是在寫法方面，或許更復雜一些，與現代主義作品更為相似。這樣的寫作，雖然談不上新穎，但對我來說，也很享受，會讓自己思考得更多一些。所以在接下來的一些作品里，也許會更偏先鋒一點。我覺得先鋒寫作是一道必經的功課，如果不經由這條道路，我們也許難以確定自我的寫作坐標。在寫作技巧方面，我覺得每個作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不太會將這一部分作為研習的重點，但我覺得為每個文本找到妥當的敘述方式是一項重要工程，不可或缺。

南都：有你心目中最想寫出來的理想小說嗎？

班宇：托馬斯·曼的《魔山》，三島由紀夫的《豐饒之?！?，這是我心中小說的兩座高峰，我覺得我迄今尚未觸及一分一毫。

南都：在以小說家出道并獲得關注之后，你的生活有了哪些變化？對身為小說家的未來道路，你有何期許和愿景？

班宇：參與的各類活動多了一些，認識了不少作者朋友，在此之前，我在文學方面跟人聊得很少，基本上是自己閱讀，也過得不錯。生活上來講，變化其實不大，基本還維持著之前的狀態。寫作方面，我對自己的要求不高，盡量寫出幾篇還能看的小說，如果不行，或者說在未來的某一天，喪失了表述的沖動，也許就暫停一段時間，人不止寫作這一條道路可以去完成自我。我很警惕寫作淪為一種空轉的狀態。

南都：會有全職寫作的想法嗎？

班宇：寫作這個詞語，對我來說，更像是一種狀態，或者屬性，與社會身份關系不大，談不上是否全職。無論從事什么職業，寫作者永遠都會是一位寫作者，這是為數不多的瀕于永恒的事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