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松落：我的九個電影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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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

1982年夏天的某個晚上，我家所在的新疆南部的于田農場，人們互相招呼著，去場部看一場露天電影。

新疆地廣人稀，人們住得十分分散，看一場電影，有的得過河、穿過一大片苜蓿地和白楊樹林，有的得從沙丘中間的小綠洲走出來，再穿過沙棗林，有的得從山腳下的水閘看守房出來，走上很長一段路，到達場部。幾百個農場人聚在場部前的一塊空地上，縣城來的放映隊，已經支好了機器和幕布。

電影開始，全場歡聲雷動，大反派被打倒的時候，全場一起鼓掌。

那部電影叫《少林寺》。

全中國都一樣，影院、俱樂部，人們都在觀看和討論《少林寺》，報紙競相找出看過50遍和100遍的觀眾，少年離家出走尤其是結伴的，一定是去投奔少林，只需要到去河南的路上攔截。

當時的內地，一張電影票在5分錢到2毛錢之間，而這部電影在內地的票房，超過1億元。在香港創下1616萬港幣的票房紀錄，打破香港功夫片賣座紀錄，在日本，票房40億日元，在韓國，票房51億韓元。

李連杰、丁嵐、于海、計春華，以及為影片演唱插曲《牧羊曲》的鄭緒嵐，都成為風頭一時無兩的大明星。當然，最后成為最大的那個大牌的，其實是少林寺。

他們改變了少林寺，《少林寺》也改變了他們。

《少林寺》劇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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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發魔女傳》和林青霞

1983年的夏天，我們去新疆策勒縣電影院，看來自香港的《白發魔女傳》。

那時候，香港電影剛以“內部電影”之名進了內地，必須要一定的行政級別，才可以觀看，好在，我們所在的南疆小城，天高皇帝遠，這些電影就明晃晃地在電影院里上映，5分錢買一張票，就可以看。

我爹媽不放心，自動承擔起審查機構之重任，先去電影院審看一遍，再領我們去看?！栋装l魔女傳》就通過了他們的審查，另一部武俠片沒能過審，我耿耿于懷，記住了那部片子的名字：《報仇》，多年后報仇般地找來看了。

我在小城的露天電影院里，一邊惦記著《報仇》，一邊賭氣一般地看著《白發魔女傳》片頭的黃山風光，直到鮑起靜演的練霓裳出現。我失魂落魄，一腔怨氣剎那間潰不成軍。那是可以讓五歲孩童震動的美，何況，頭頂上是滿天星光。像后來看到的席慕容的詩：“桐花初放，繁星滿天”。

家里的《大眾電影》上，漸漸出現港臺女明星，一期一個，有一期是林青霞，主打照片是一張柔光照——后來在內地泛濫成災——但那時候實在罕見，她的頭發絲、輪廓，都化在背后過來的光里，濃眉，有一種憨直的表情，頁面上還有她演的另幾部電影的劇照，其中之一是她和周潤發演的《夢中人》。我被她駭呆了，她的美，幾乎是一種鄉愁般的美。

一旦開悟，再看身邊女性，就換了眼光。我的青春自那時開始，但那之后經歷過的女孩子，最終都流散了。多年后，我尋訪當年出現在我生命中的女孩子的下落，我也看到了多年后的鮑起靜、林青霞、劉嘉玲。我努力去想象她們在每一個轉折處的心境，探查她們何以會做出那些決定，企圖以此為命運繪制出一張函數線。

3

《大鬧天宮》

1983年的夏天，學校組織我們看動畫片《大鬧天宮》。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家人之外的人看電影。之前每次和家人看電影，都以昏睡告終，因為那些電影距離一個孩子太遠，裹著他們為我準備的皮大衣睡在露天電影院的水泥長凳上，我覺得有點冷，但又沒冷到睡不下去，半睡半醒間，銀幕上的聲音帶上了一種特別的混響，偶然睜眼，可以看見天上的星星。那時候，吸引我的不是電影，而是電影開始前的奔走相告、討論、期待，以及有電影的晚上，那頓潦草的晚飯——在一九八零年代，看電影是一件慎重的大事。

而那天晚上，有《大鬧天宮》可看的晚上，我已經知道自己不會睡著，我興奮得過了頭，在一群高年級同學面前又說又笑，突然間，也不知是什么念頭驅使我，我興奮地在他們面前跳起，在空中旋轉360度，然后落地，落地時沒站好，腿磕在露天電影院的水泥凳子上，留下了一個小小的疤痕。

多年后，我變成中年人，拍攝了《大鬧天宮》的美影廠卻還沒有老去，依舊先鋒。美影廠的先鋒之處在于，它從“中國心靈”出發，卻并沒停留在紙墨上，它的每一次大動作，都和影像技術革新緊密相關，它的每一次決策，都踏在技術進步的節點上。對技術價值、商業價值和心靈價值，同樣重視，這也是美影廠出品能夠吸引少年，成為每一代少年青春記憶的重要原因。

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經歷半個多世紀風云，美影廠千變萬化，但屬于“中國心靈”的那一部分，仍然沒變。在未來某天，它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詩詞壁畫、洞窟長卷、花下細語、綠窗幽夢，成為漫漫地球往事、地球鄉愁的一部分。

4

《大眾電影》

如果1980年代已經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太虛幻境，如果1980年代的群星也擁有一本記錄他們名字的冊子，那本冊子，應當是《大眾電影》。

自1979年1月復刊，這本由中國電影家協會主辦的雜志，就成為中國電影的忠實記錄者，也擔起群芳譜之責，封面封底人物，多半是年輕女演員（李仁堂李瑋也當過封面人物，結果是雜志的滯銷）。我們從這本雜志上知道了張金玲、李秀明、張瑜、洪學敏、姜黎黎、潘虹、劉曉慶、陳沖、斯琴高娃、方舒、程曉英、李羚、宋佳、趙越、趙靜、邵慧芳、龔雪、任冶湘、黃梅瑩、張曉敏、李克純、宋春麗、叢珊、沈丹萍、倪萍、林芳兵、薛白，也記住了郭凱敏、唐國強、朱時茂、張鐵林、遲志強、錢勇夫、沈冠初、王偉平，也是從這本雜志上，我們知道了林青霞、鐘楚紅、陳玉蓮、周潤發，隔三差五，它也提醒我們，不能忘記白楊、張瑞芳、舒秀文、王丹鳳、上官云珠、王瑩、周旋。

它在1982年的發行量，是950萬份。

我們由此出發，領略了電影之美，也體味到那些年輕人的美，在攝影燈光服裝化妝都幫不上什么忙的情形下，他們給我們看到的美，結結實實，有筋骨、有個性、有辨識度、有時代撐腰，那是濃重的美，一張臉和另一張臉，絕無混淆的可能。

李羚臉上那種羞澀，龔雪小家碧玉的甜，宋佳適可而止的嫵媚入骨，趙靜的純凈，洪學敏的伶俐，在今天的演員身上再難看見，今天演員的美，整齊劃一、削薄、含添加劑，像更圓更大更有光澤卻沒有蘋果味的蘋果。

八卦話題，是人類社會永恒的黏合劑。1980年代既然有了更接近現代意義的明星，八卦新聞也就隨之出現，不像現在這么方便，靠的是口口相傳以及報紙雜志上“文體新聞”里的一星半點，一律十分含蓄，稍事渲染后，必定加上一段“道德法庭”和“警鐘長鳴”之類的按語，什么走光照，想都不要想。

也是那段時間，《北京青年報》的記者關鍵電話采訪了鄧麗君，陳沖在春節晚會上系了紅腰帶，女明星紛紛出國留學，都是轟動一時的大事。那個年代有自己的一驚一乍，連看待這些事件的態度，都尚在摸索之中。但今天娛樂八卦的兩大要素：金錢與性，已經以各種方式出現在八卦新聞里。

《紅高粱》劇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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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高粱》

1988年，《紅高粱》劇照刊登在了《大眾電影》雜志，所有人都被鞏俐逼人的清麗駭了一跳：粗眉大眼、汗腺似乎格外發達的女性，總算從中國的銀幕上慢慢退場了，她這種有點刀鋒氣質的女人，居然也可以扮演勞苦大眾了。

緊接著，《紅高粱》在第38屆柏林電影節上獲得“金熊獎”，成為第一部在競賽性國際A級電影節上獲獎的中國電影。得獎后《紅高粱》在全國放映，聽說即將看到一部獲得國際大獎的電影，全城像過節一樣擠在電影院門口，爹媽的單位各自發了兩張票，但他們寧肯浪費兩張票，也不肯帶我們去，媽媽正色說：“里面有那種鏡頭”。她的神色對我形成極大震懾，使我15年后才敢補上《紅高粱》這一課。

1980年代，是個屬于電影的黃金年代。張藝謀曾說：“第五代集體成才，是趕上了厚積薄發的大環境。一個民族經歷了多年的政治化生活之后，有了反思，有了不同的價值沖擊……是那個時代蓬勃的文學、全民的風氣、從頭來過的熱烈氛圍造就了我們，是時代給了巨大的榮耀?！保ā稄埶囍\的作業》）

《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秋菊打官司》上映時，我們那個小城的年輕人們傾巢而出，《英雄》和《十面埋伏》的時代，我們依然雪地排隊，留下了為搶票掙掉衣服扣子的傳說，但那些電影給我們的觀感，已經發生變化?；蛟S，一切都無法改變，十面埋伏的不是金錢，聲聲進逼的也不是商人，而是整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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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電影

1990年，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了謝飛導演，姜文主演的《本命年》?？粗塘粘读粝掠蜔艄狻?，看著姜文扮演的李慧泉，慢慢倒在地上。

1980年代，《紅高粱》《黃土地》這樣的文藝片看起來是主流，各種各樣的CULT片看起來很興盛，但八十年代電影真正想走的方向，其實是城市題材電影，作為對城市化進程的呼應。

1980年代初，真正意義上的城市電影開始出現，在“時代的春天”的氣氛中，這些電影往往基調樂觀，電影基本劇情多數是兩個基本的故事核：第一，一個失足青年在周圍人幫助下重獲生活的信心、友誼以及愛情，第二，一個經營不善毫無生機的商業單位，在承包經營方式的激勵下，在一群青年人的共同努力下，重新煥發出生機，當然，還有混搭而成的第三種，那就是一個失足青年，來到一個死氣沉沉的單位，最終，他和這個單位一起獲得新生。

從被市場經濟最先垂青的廣州到北京到上海，這種故事隨處可見：《雅馬哈魚檔》《夕照街》《小小得月樓》《黑蜻蜓》《鍋碗瓢盆交響曲》等等。今天看來，這類故事里有一種明顯的隱喻，不便明言的時代創痛被壓縮在一個小小的集體里，最終以樂觀的方式得到安撫。

滕文驥是這一時期較為重要的城市電影導演，1985年他拍攝了一部講述建筑女工成長為明星的歌舞片《大明星》，其中的主題歌《我多想》迅速傳唱開來，而不論電影還是歌曲，都洋溢著一種近乎盲目樂觀的時代期望。

八十年代初城市電影中所具有的那種樂觀，在中后期電影中再難得見。在《黑炮事件》《一個死者對生者的訪問》《絕響》《太陽雨》《給咖啡加點糖》等城市電影中，我們看到的是城市化進程對人和人之間關系的破壞，是失衡與動蕩，不安的情緒開始醞釀。雖然還有《二子開店》這樣的喜劇延續八十年代前期的城市電影追求，卻已是余韻了。

謝飛導演拍攝于1989年的《本命年》，開始為城市電影重新定調。這部根據劉恒小說改編、由姜文主演的電影中，主人公李慧泉依然是“失足青年”，但所遭遇的卻是一個接一個的困境，這與八十年代前期的電影迥然不同。

此后的九十年代，內地的城市電影沿襲的就是這種灰色的基調，黃建新的《站直了，別趴下》、何群的《混在北京》、寧瀛的《找樂》《夏日暖洋洋》，霍建起的《生活秀》，大致如此，《大明星》中建筑工人在工地上載歌載舞的場景，迅速成為回憶。

在城市化浪潮中懵懵懂懂遭受創痛的，不只內地人，臺灣電影《搭錯車》中，我們看到了同樣的場景，暴力拆遷，舊時家園與人際關系同時消亡。

1990年代以后，城市，就基本從中國內地的電影中消失了。偶然出現，卻因身單力薄，很難獲得關注，幾乎等于不存在。這是內地電影對城市化的第二階段反應：否認和懷疑。原因有二，一是中國電影的整體衰微，二是第五代導演在國際上揚名，使農村和歷史題材成為熱點，陳丹青認為：“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他們都是才子，但他們這個年代的人接受的浪漫主義、英雄主義、帶有悲劇色彩的美學教育里面沒有都市電影這個概念……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遺憾?！?/p>

直到1997年，馮小剛的賀歲片《甲方乙方》為中國電影奏響回暖的先聲，城市，也在2000年前后，漸漸回到了中國內地電影中。但起初5年，中國電影中的城市，只有一個上海，多數時候，還只意味著“老上?！?，以至于王家衛要感嘆：“上海養育了城市電影，卻又把它拱手讓給了香港?！?/p>

真正體現城市化進程中人們心理狀況的，是張一白、賈樟柯和婁燁的作品。整整十年里，張一白幾乎成為唯一一個城市電影導演，他導演了《好奇害死貓》《秘岸》《夜。上?！?，擔任了《雙食記》和《杜拉拉升職記》的監制，這些有他主導或者參與的電影，故事精致，剪輯利落，音畫時尚，但也打上了他的另一個烙?。涸幱?、陰謀，人們各懷心事，冷淡疏離，像一次華麗卻冰冷的擁抱。

而更進一步的，是賈樟柯導演的2004年的《世界》和2008年的《二十四城記》，在他的鏡頭下，城市像德爾沃（Paul Delvaux）和基里柯（Giorgio de Chirico）在他們的畫作中預言過的那樣，空漠孤寂，人們不得不與過去割裂，在龐大的城市里，陷入生無所依的境地。

《二十四城記》劇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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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像廳

整個九十年代，我們的電影時間基本被香港電影占據，看電影的場所通常是錄像廳。

一臺彩電，一架錄像機，若干沙發或者木頭椅子，就組成了錄像廳。一根音頻線，將播放中的電影聲音接出去，用小喇叭朝著大街放，招攬顧客，另有一塊紅色的水牌，立在門口，上面寫著當天播放的電影名單，李小龍、苗可秀、施思，一直到周潤發、劉德華和周星馳，都曾是紅牌上的?？?。當然，把節目單上所有電影的播放時間加起來，是不夠二十四個小時的，那么，有名有姓的電影之外的時間里，錄像廳里在播映什么？——加演片。噓！加演片！

在八九十年代，錄像廳風靡一時，它成本低，門票卻是五毛到兩塊錢，而且場場滿座，那個年代的大街上，隔不多遠，就有一間立著紅色水牌的屋子，小喇叭傳出電影中的打斗聲。那是那個年代的經典背景聲。

后來，昆汀·塔倫蒂諾和羅伯特·羅德里格滋兩位大導，在2007年推出《磨坊電影》（《Grind house》）時，對當年美國專門放映Grindhouse Film的地方進行了描述，咳，那跟咱們的錄像廳可不就是一路貨色么？那個地方培養出了昆汀·塔倫蒂諾，而我們的錄像廳培養出了賈樟柯，他曾說，早在1982年，他就經常去錄像廳看電影。

錄像廳當然不只是作為大導演的黃埔軍校而存在，事實上，它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記憶。七零后在那里完成了世界觀、人生觀的補充性學習，接受了文藝教育，甚至在那里完成了性啟蒙。所以，后來的我，每每惡毒批評過一部現在的“香港電影”之后，我也反思，說它們不像“香港電影”，是不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它們不是在錄像廳里放出來的。錄像廳為我的“香港電影”，甚至“電影”，規定了最初的形態和色彩，電影就是濃艷的、傳奇的、俗透的、畫面粗糙的、CAMP的，環境也得骯臟雜蕪，而不是像現在的電影那樣，淺的、白的、明亮的、舒適的。而青春和無味的中年的區別，其實也正是如此。

1990年代中期以后，VCD成為七零后的新歡，錄像廳迅速淪落，走向衰敗。并在2001年12月30日國務院頒布的新的《音像制品管理條例》之后，徹底成為歷史名詞，只在一代人五味雜陳的記憶里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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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

2001年，看“哈利·波特”電影第一集《哈利·波特與魔法石》那天，正是雪后，電影院門前排了很長的隊伍。

自從《甲方乙方》重新開啟了中國人對電影院的興趣，《英雄》復活了購買電影票要排隊的傳統后，每年都有那么一兩次，我們要為看電影排隊，有時還相當激烈，在《英雄》的搶票隊伍里，我想起在鐵路系統工作的發小告訴我的細節，春運期間，列車員制服上的扣子都是用鐵絲擰上去的?！豆げㄌ嘏c魔法石》的購票隊伍沒有這么狂熱，挪動雙腳的時候，可以聽到腳下的雪被壓瓷的聲音。

“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的頭兩集，格外明媚，現在看來，它的幼稚程度直逼后來在國內引起爭議的《納尼亞傳奇》，孩童稱王稱霸，勝利的過程毫無難度可言。到了第三部《哈利·波特：阿茲卡班的囚徒》，原來的導演克里斯·哥倫布變成了制片，墨西哥人阿方索·卡隆成了導演，在他看來，“13歲的孩子已經開始應付心中那個潛藏的惡魔”，于是，陰郁和黑暗都來了。

一直奇怪，這種做派，為什么要從第三集才開始，十年后明白了，前兩集，就像人生的開場，要盡可能地給點甜頭，所以里面滿是足球賽、快樂而新鮮的學校生活，并伴隨著小友誼、小冒險，和一點似是而非的小愛情，一切只為誘人入彀，接下來，真刀實槍的人生，開始溫水煮青蛙一樣小規模演練，“哈利·波特”系列電影，似乎越來越傾向于證明：我可以比上一集更黑暗。

就這樣，忽然十年便過去。

它也讓我們參照出了這十年的最大動蕩?！豆げㄌ嘏c魔法石》2002年1月在國內公映，票房是2100萬，到了《哈利·波特與死亡圣器（上）》，票房已是2.2億，《哈利·波特與死亡圣器（下）》盡管并非全球同步上映，首周票房就已經破2億，這或許要歸功于銀幕塊數增加或者全球同步放映，但還有一多半功勞，要算給人民幣貶值。如果羅琳女士有瓊瑤的耐心，再用十年翻拍“哈利·波特”系列，或許可以通過票房比照出我們財富縮水的程度。

《哈利·波特》宣傳照 資料圖片

9

DVD

2000年之后，是華語電影市場的低谷，我們卻憑借DVD，進入另一個盛世。

起初，我們看LD、VCD，片源很少，為了借一張碟，我們穿過大半個城市，為了看到市面上較少流傳的電影，我們到處尋找刻錄片源，一個新興行業由此出現——刻錄電影，從他們提供的影片名錄上選出自己要的片子，下定金，半個月到一個月后，拿到刻錄碟。

2003年后，DVD開始普及。電子商貿城成了我們的電影院，電子商貿城是本城最大的電子市場，一向魚龍混雜。一層專營大小家電電線電纜燈泡開關，二層三層專營軟件及D版DVD、VCD，而樓梯和轉角處，則站滿兜售H片的小販，俗稱“游擊隊”。一層是一片清澈敞亮景象，二層三層則從地理環境到人文環境，處處與它們所從事的營生的氣質吻合，樓梯是曲折的、陰暗的、臟的，消防器材外面的玻璃，照例是被砸破的，窗子上釘著鐵皮，鋪子外面擺放著爐灶，防盜門“哐啷”一聲推開了，走出來一個畫著黑眉毛的女人，一邊拉著毛衣的下擺，一邊疑惑地看著來人。

我們就在這樣復雜的環境里，尋找著侯麥、黑澤明、費里尼、伯格曼、基耶斯洛夫斯基、巖井俊二、大衛·林奇、大衛·芬奇、塔可夫斯基、安東尼奧尼、安哲羅普洛斯、楊德昌、侯孝賢、蔡明亮。

我曾經以為，是因為那時電影少，別的娛樂形式也并不豐富，因其稀有，因其難得，得以觀看前的期待、觀看時刻意營造的儀式感，以及觀看后的念念不忘以及文字抒懷，宣示了其重要性，但現在我卻知道了，年輕時的一切事物都異常濃烈。是那個濃烈的年代賦予了電影濃烈的色彩。那時的我們，像隨時會因風起舞的蘆葦，而電影、音樂、文字、愛情，都可以是一陣驅動的風。

所以亦舒說：“戀愛，革命，都必須非常年輕，非常非常年輕?！逼鋵嵑沃箲賽酆透锩?，所有需要感受力支撐的事物，都需要年輕來配合。羅曼·羅蘭也有相似的表達：“大半的人在二十歲或三十歲上就死了：一過這個年齡，他們只變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過是用來模仿自己?！?/p>

于是，我開始寫影評了。我的影評，不是評論，其實更像是找個東西，來拴住記憶。電影對我，對許多因為電影而擁有濃烈記憶的人來說，可能更多是氣味、聲音、畫面的碎片集合，是記憶的通道，是懷念的方式，是想要重返濃烈時代的企圖。

我無比懷念那些被電影拂過的晚上，也正是帶著這點懷念，繼續去看電影，希望當屏幕亮起，我還能和當初一樣反應強烈。

結語

2017年冬天，我在臺灣看了一場電影。

整趟旅程，一點沒有陌生感，南京東路，那是三毛住的地方，新竹，那里有席慕蓉槭樹下的家，西門町，那是林青霞被發現的地方，淡水河，是鄭智化《淡水河邊的煙火》和張清芳《Men's talk》里的那條河，華西街牯嶺街，是林強和楊德昌作品里的街，臺大，是瓊瑤小說里出鏡次數最高的學校，臺北的冬雨，是孟庭葦1992年歌里的雨，甚至，抬頭看天，也會想起王芷蕾的《臺北的天空》。

白天聽蔣勛、張大春、羅智成、阮義忠的講座，晚上自由活動，第二個自由活動的晚上，麻寧老師帶我們去看一場電影，她選好了片子，我們在臺大附近找可以觀看這部電影的影院，第一家影院，放映的場次不合適，第二家影院，20分鐘后就有一場。

影片文學性很強，靠近的是臺灣鄉土文學的傳統，對鄉下日常、底層生活細節有非常耐心的描述。尤其耐人尋味的是，導演用影像色彩來區隔窮人和富人的生活，窮人的生活場景，用黑白，富人的生活，用彩色。

百來號人的小廳近乎滿座，讓我嫉妒的是，觀眾很安靜，只在該笑的地方笑出了聲，片子結束，沒有人提前離場，所有人都看到最后一行字幕出完。我想，之所以能有這樣的表現，是因為影院靠近臺大，觀眾多半是學生或和學院有關系的人，另外，這個電影能吸引來的，也多半是對文藝片有興趣的觀眾。

出了影院，樓下是一間livehouse，有一支大陸來的樂隊在演出，演出剛剛結束，觀眾正陸續往外走，他們的穿著，和電影院里的那群人相比，又是一番光景，臟辮，機車夾克。樓上樓下，都在搞文藝，卻像是兩個部落，兩個世界。這種景象不算罕見，但這么直接地放在一起進行對比，卻是第一次。

站在那里，我突然有恍惚的感覺。

從新疆最南邊的小城，到臺灣，從5歲看到《畫皮》，到40歲開始和電影業發生關系，一生的蹤跡，都可以在電影里找到線索。

當濃烈的被稀釋，強烈的變平淡，一日再也不會長于百年，我們拉下窗簾，放出畫面，終于肯以平常心來談論電影，或曾經拂動過我們的一切，如葉芝的《沉默許久后》（飛白譯）那樣：

“沉默許久后重新開口，不錯

其他情人全都已離去或死去，

不友好的燈光用燈罩遮住，

不友好的黑夜用窗簾擋住，

不錯，我們談了又談，談論不止，

談藝術和歌這個最高主題：

身體衰老意味著智慧；年輕時，

我們曾相愛而卻渾然不知?！?/span>

（來源：《289藝術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