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性是人性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
你即便去當個總統，當個領袖，那么你的生命就比一個農民有意義嗎？這是不可能的，是我們升華了生命的意義。每一個人生命的意義其實都是等同的。
人物周刊：《風雅頌》中，濃縮個人經驗的描寫占多大比例？你不覺得書里對知識分子的評價過于偏激？
閻連科：這部小說本來要取名為《回家》。講的是一個在城市里生活的老教授，與妻子生活多年卻沒有共同語言，在城市找不到根。于是回到故鄉，即使與過去的情人相遇，他最終還是無法獲得心靈上的滿足。
看了初稿的朋友都說書名不妥，便挖空心思地改成了《風雅頌》。我知道，這樣做難免有些附庸風雅，可一時又沒有更為貼切的書名，也就只能這樣罷了。
肯定是有些偏激。大家都說每個作家的每一部小說都是他的精神自傳。這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這部小說除了說回家，還有其他復雜的成分，至少對我身上的那種嬉笑怒罵的習性揭露還是很充分的。
比如說，當年讓我一天之內轉業，我還在電話里假裝地問，還要不要我去聽課？還說了非常好、非常感謝組織之類的話。這其實就是一種懦弱虛榮的表現。但要我在領導面前罵人、拍桌子，我沒有這個能力。這種骨子里的懦弱、明哲保身的思想，也和從小的生存環境有關，和從最底層爬上來的經歷有關。
人物周刊：你曾說過，一個在農村長大的人，在城市里無論呆多久，都是找不到根的，現在還這樣？
閻連科：我想這種漂泊感不光是我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幾代人的事，是世世代代從鄉村出來的人，都依然或是沒有充分表達的一個問題。
我常說，看你在這塊土地上有沒有根，一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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