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 & 陳道明：訂約《圍城》

錢鍾書

(1910—1998） 學者、作家

論體，他外文第一、治學第二、文學第三。論用，竟可以說其文學第一、治學第二、外文第三。蓋因《圍城》，洞悉了人性之“默存”。這部寫成于1947年的小說在1980年代的話語洪流、1990年代的消費洪流中始終是一面嘲弄的鏡子，讓知識分子照見自己的丑陋與良知。

《圍城》有千種讀法，能讀出諸般滋味。

這便是經典的魅力，它一定要具有多義性，能夠讓讀者去拆解，按自己的方式組裝，即便不能完全還原回去，但對受眾的智力開發、藝術力的開發，已是絕佳的滋養。

個人性格，大抵幫到了作者?！吧鳘殹被蛟弧扒辶鳌?，使得錢鍾書交友謹慎，做一“自了漢”。因此他不開罪別人，他人也難入其法眼。這使他逃過人生中的多場劫難，也令他看人閱事多能體察細詐之處。故此，有適合作一小說家的特質，即洞幽燭火。

然而在作者看來，寫小說畢竟不是自己的正經志業，自娛以娛家人而已。有“牢騷”之惑，而又難以對人抒發，于是便寄之于紙筆暢想，相當于在書房中吸食精神大麻，以緩解神經疼。

上世紀90年代，有人作一《錢鍾書傳》，恰逢碰上“知識無用論”的討論，“搞導彈的不如賣雞蛋的”，商品大潮涌動，人心思變，渴望更多顏色。錢鍾書則被學子們目為學術界最大的牛人，學術著作《管錐編》《宋詩選注》紛紛暢銷。

如果說小說《圍城》是一部知識分子式自我發噱、撓癢和批判的經典，電視劇《圍城》（1990）則使這部經典有了具體形象的支撐和著落：陳道明35歲扮演的方鴻漸，活化了這個讓人怒其不爭又抱有好感的角色。

這部電視劇造就萬人空巷的情狀，也在知識圈層中收獲廣泛好評。在此之前，陳道明在電視劇《末代皇帝》（1984）的成功出演初為人知，而到了1990年代開場，他迅速通過方鴻漸這個人物“飛入尋常百姓家”。

陳道明

（1955—） 演員

扮演電視劇《圍城》中的方鴻漸，幾乎是一種“高潮前置”式的巔峰體驗。它很可能將一個演員綁架到下不來的位置。陳道明用智慧的方式處理了這個局。盡管他表現得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但深刻明了自己不想要的是什么。是“拒絕能力”使陳道明成為一位藝術家和智者。

學者錢鍾書和藝術家陳道明在這樣的交集中，各自展開了親近大眾、影響社會的“人生巔峰”。乃至于有外國記者說，來中國存了兩個愿望，一個是看萬里長城，一個是見錢鍾書。而錢常以“蛋好吃不用看下蛋母雞”為遁詞婉謝。的確，錢鍾書滿腹經綸、學通中西，博聞強記的百科全書式魅力征服了各界人士。早年常語出傷人、眼高于頂。后默默收斂，以避災劫。但心性照舊，出語敏捷、用典，時而挖苦捉弄、辛辣諷刺，揭人一張皮。放到今日，毒舌一枚。寫成小說虛構，自有捕風捉影的味道；若是以此為做人的標準，多多少少，雖則天真之語，亦有容人之失。

其婦楊絳先生與其相躋互補，寬厚仁慈，不僅可以幫錢鍾書跟隔壁家的貓打抱不平，也可以照顧不諳世事的一介書生。更集大成的是，楊絳將錢鍾書堅持到晚年的讀書筆記全部整理出來，其中外文筆記三萬四千多頁，中文筆記也不相上下，日札則有二千多頁，出版時命名為《錢鍾書手稿集》，歷經15年，共計72冊，2015年出齊。這也是楊絳晚年最重要而寂寞的一件工作。

錢鍾書與夫人楊絳

應該說，“錢學”到《錢鍾書手稿集》的出版，才算剛剛開始。而他因《圍城》始為人知、因學問終身懷志、因言行充滿傳奇而為當代留下一個巨大的難堪：再沒有一個如此生而為學問家的人，能夠充當“國家的顏面”了。

而陳道明在演藝界則以“低調”出名。這或許是受錢鍾書“大隱隱于市”的熏陶。陳道明（1955）比錢鍾書（1910）要小45歲，然而二人終于還是走出了交集。錢鍾書稱陳道明“演活了一個方鴻漸”，陳道明也從《圍城》那里學會了什么是知識分子式的“修養”“文氣”和“氣度”。

整體而言，陳道明多數時間過的是一種文人生活，寫字、彈琴，伺花弄草，馮小剛戲稱為“奇技淫巧以悅婦孺”。當然，這樣的說法僅僅是朋友間的打趣。在演藝圈的混水中，陳道明幾乎是憑一己之力趟出了一條“清流”。這也使得不了解他的人說他“愛裝”“高傲”。

他接戲少、挑活兒是公認的。有好幾年里，他幾乎不再接戲。由于將自己的角色融入過對經典人物的塑造，對這樣的高峰體驗而言，演員要走出如此“定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梢哉f，“方鴻漸”這樣一個人物造型，帶給陳道明的很可能是終身的浸潤和往復：不愿意同外界妥協，于是屢屢退回書齋；不得不逢場作戲，又返身鼓足勇氣周旋應戰。

這或許與他出身于一個書香門第有關，自幼所受，皆是士子式的啟蒙。1971年考入天津人藝，成為一名演員：跑了七年龍套。1978年恢復高考，他成功考入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此后，《末代皇帝》與《圍城》的加持，使陳道明迅速奠定了實力派演員的地位。尤其是對方鴻漸角色的把握，他將其玩世不恭、酸腐善良的性格演繹得活靈活現，因此收獲了金鷹獎最佳男演員，相當于今日之影帝。

電視劇《圍城》（1990）海報

方鴻漸可以說是他與錢鍾書先生的一個“訂約”。無論他出演什么樣的角色，也許是稱霸一時的皇帝，也許是受屈偷生的改造者，背后，都站著一個文人氣十足的方鴻漸。

知道了什么是“好”，即便自己達不到，也懂得了如何拒絕“不好”。正是這樣的精神訂約，使得陳道明擁有了一種拒絕能力：他推掉所有他認為沒有表演深度的劇本，而不管他人如何評說。他不浪費自己的時間去“透支”和“收割”，而是以沉潛之力，體會生活的況味和不可復制與挽回的時時刻刻。

近兩年，陳道明在網絡上俘獲了更多年輕粉絲，有一段視頻是他在某個交際場合為年輕女演員仗義執言；而另一個讓他站在聚光燈下的，是臨危受命當選新一任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

在新時代的網絡話語空間中，流傳著的錢鍾書的名人名言和陳道明的嘉言錄一樣多，也一樣的“起范”。但是，那些介乎心靈雞湯和人生導師式的膚淺哲學真的有利于理解二人的作品嗎？或許是簡單的“葉公好龍”及“人云亦云”式的關注？要走進二人的內心世界，最好的方式是去連通他們的作品，從中體會他們對“人生”這杯酒的品嘗方式。

如果說，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要在文學界和演藝界進行表彰的話，《圍城》是一部繞不過去的“城”；而《圍城》的作者與表演者，對于80年代至今的文化生態和演藝生態，有著重要的吸附式的根系意象。錢鍾書和陳道明，二人身上所共有的隱士氣質和潔身自好的能力，或許是我們時代最稀缺與值得珍視的一種資源。

此時，你也能看到，文脈不絕，它確乎具有一豆燃燈式的火焰。

（作者系詩人、作家、文化研究者）

（來源：《289藝術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