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時代森林里的最后一只夜鶯

2018年底，李安籌拍《鄧麗君傳》的消息傳出，沒有引起太大波瀾，似乎所有人都同意，李安是拍攝《鄧麗君傳》最合適的人選。

《鄧麗君傳》的籌拍過程之所以如此漫長、慎重，是因為，鄧麗君早已成為神話，而且是一個和我們同時代的神話。這個神話周圍，有家人的守衛，也有眾多歌迷的審視，不能不慎之又慎。

50后喜歡她，90后也喜歡她，甚至95后，也依然能夠接受她；喜歡流行樂的熱愛她，喜歡搖滾的也視她為偶像，即便喜歡古典樂的，也不反對用她的歌聲作為觸摸俗世的觸手。她也從沒有過氣，1995年5月8日去世至今，二十多年來，幾乎每年都會有關于她的紀念活動，她的生日是紀念日，她的忌日也是紀念日，初夏并不適合追念，但她的歌卻令追念變為甜蜜，令早夏錦上添花。

只是，仍有許多人發問，鄧麗君的意義何在？為什么在她逝世14年后的2009年，還能以850多萬票的絕對優勢，力壓王菲、老舍、金庸，成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最有影響力文化人物網絡評選的榜首？

鄧麗君之所以成為神話，首先是因為，她為她所在的時代，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聲音形象。

一個時代的形象，得匯聚各種形象方能成就，聲音形象是其中之一。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社會結構下，倡導的是一種質樸有力的審美，正是這種取向，培育出了一個鄧麗君，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三千多首中文、英文、日文歌曲，匯聚出了一個完美的聲音形象，她那種干凈、甜潤、精心雕琢、咬字和氣息均體現著極大克制（這種克制往往使人聯想到人性上的克制）的聲音，是對她所在時代的最好回應。

其次是因為，她將自己打造成了第一個“超越政治、超越性別、超越階層的大明星”，給中國娛樂業帶來了一個巨星樣板。戰后的中國，娛樂業緩慢恢復，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娛樂業，有了明星形象塑造意識，但力度欠缺，華人歌星，更接近“伶”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星”，1960年代末，華人歌星開始由“伶”過渡成“星”，舞臺越來越大，傳媒也日漸發達，可以在歌者和聽眾或者觀眾之間，制造一個適當的距離。

鄧麗君就在此時出現，她先是矯正了臺灣流行音樂中的風塵味和江湖氣，在經歷了日本娛樂圈洗禮之后，又在1976年前后把全新的舞臺表演模式帶到了香港，包括用日本20人的大樂隊擔任伴奏、專屬舞群，在沒有夠格的表演場地的臺灣，她使用電視專輯來擴大影響力。

1975年4月，歐陽菲菲在香港的“利舞臺”舉辦了個人演唱會，鄧麗君和羅文迅速跟進，他們在1976年先后登上“利舞臺”。從此，藝人的演出場所，從秀場挪到了大型場館，明星替代了“伶人”，“巨星時代”降臨。成為“星”的藝人如鄧麗君，有了自覺意識，也有了充分的主動權，不再隨波逐流，可以帶動一方文化潮流，比如從詞曲、制作、演唱等方面提升流行歌曲的格調，吸收歐美日本的流行音樂成就，擴大聽眾范圍。

第三，她更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標準中國女性的形象，溫潤、明媚、柔韌，時髦得適度，幽默得恰到好處。

更有意思的是，她恰好出現在內地城市化進程的前夜。當1978年驟然而至，城市化大幕再度拉開，內地卻沒有足夠多的城市女性偶像與之相配，于是，鄧麗君來了，她的美，是城市女性的美，與過去30年影像中的女性完全不一樣，她是收斂的、私人的、細膩的，處處克制卻處處散發女性特質。

在鄧麗君的形象里，還隱藏著一個中國夢。她出身貧寒，父親曾做大餅沿街叫賣，她和兄長童年時之所以信奉天主，也只因為教會常會定期發放白米、面粉以爭取信徒。但她始終在為成為一個典雅女性而努力，始終在對中國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進行自覺沿襲、認真模仿。這種努力效果顯著，1998年成龍曾出版過一本英文自傳，他在書中這樣描寫鄧麗君：“她溫柔、聰明、有幽默感、又美麗，她在服裝和食品上的鑒賞力令人羨慕，她懂得在什么場合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飾品……說實話，我配不上她，或至少當時的我配不上她。她是典雅的化身?！?/p>

這幾個形象匯合出的鄧麗君，嵌入了整個時代的形象之中，完美、毫無瑕疵，經過了幾十年的觀察期，愈發無法撼動。所以，把鄧麗君故事搬上銀幕，難度很大，改編者首先要考慮的，是怎樣破解這個神話，在“真實的鄧麗君”和“人們愿意看到的鄧麗君”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目前可以看到的比較真實和客觀的鄧麗君傳記里，她歌唱生涯輝煌，個人生活慘淡，1980年后期，更是迅速走向凋零，人生的最后5年，她已經窘迫到無法承擔一首單曲的錄制費用了。

但是我想，這個從豐盈走向荒涼的過程，正是李安所要爭取的表達空間？作家平路曾在《中國時報》發表題為《尋找鄧麗君原貌》的文章：“如果她只是那般被動而溫婉，應唱不出《空港》或者《我只在乎你》里的滄桑。只依弟弟說的，家人是她最大支柱，愛‘國’是她人生的志業，其實難以解釋她為什么一次次遠走，為什么會選擇異國戀人，選擇異鄉異地，東京、香港、巴黎，終于遠到清邁……”

如何還原一代歌后完整的女性人生，還原那個時代既傳奇跌宕，又枯寒冷寂，既深情厚誼，又冷酷無情的一面，真是既誘人又棘手，讓李安都反復思量了10年。

（作者為70 年代人，寫作者）

（來源：《289藝術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