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日本移型換景

日本著名評論家松本健一從1980年代漢城奧運會時開始主張“1964年日本社會轉型說”。
“奧運會召開之前的中國，與1964年東京奧運會時日本的情況十分相似。”松本認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或許也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契機。
1923年，“關東大地震”引發重建“近代日本”；
1945年，日本戰敗促使天皇制形態從絕對制度修正為象征制度；
1964年，東京奧運會再次成為契機……

夢想超級特快列車
東京奧運會是日本仿效歐美，一路追求近代化的最后階段。

1964年4月，我們離開故鄉，來到東京，這里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生巨變。“夢想超級特快列車”東海道新干線開通，高速公路、超高層建筑開始投入建設。過街天橋、地下通道這類新型建筑物紛紛開始出現在城市街頭。

新宿西口小路上的黑市被取締，淀橋凈水場也沒了蹤影。昔日的西口，地面一度被建設廣場用的鐵板覆蓋。然而就在新宿西口廣場 （東京新宿站西口地下廣場。1969年2月開始，每周六晚年輕人都會在廣場舉行集會，演唱民謠歌曲，并議論時政。同年7月19日，警視廳將“廣場”更名為“通道”；7月24日，又加以取締，西口廣場的民謠集會就此消亡）建成四五年后，其名稱便由廣場改成了“通道”。

1964年社會轉型，契機就是當年的東京奧運會。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新干線也好，高速公路也好，建設這些，都是為了向那些前來觀看奧運會以及奧運會以后來日本觀光旅游的歐美人展示日本這個發達國家的風采，而且是一個與歐美同等水平的發達國家。只不過，東京奧運會本身，即是日本仿效歐美一路追求而來的近代化之最后階段，也是20世紀60年代日本開始脫離“近代日本”這一歷史階段，步入經濟高速增長期的象征。

社會的轉型，促使景象發生變遷。不過，恐怕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反對意見：要說社會轉型，1945年豈不是要比1964年的變動大得多嗎？

1945年發生的那一切，與其說是社會轉型，倒不如說是政治體制的變化更為貼切。天皇制的形態由絕對制度修正為象征制度；在8月15日，法西斯體制向民主主義體制過渡。

或許還會有人質疑：若是說起景象之變遷，關東大地震發生的1920年代的變動難道不比1960年代更巨大嗎？1920年代被認為是現代史的原點，汽車、體育運動、西方舞蹈、性等20世紀的新風俗、新文化在當時已經全部出現了。但是，1920年代的這些變化，只能算是以關東大地震為契機進行的“近代日本”的重建。據說，因為東京的高層建筑幾乎都在大地震中垮塌，從森鷗外宅邸所在之處——根岸的觀潮樓上，時隔幾十年，人們又一次看到了東京灣的海潮。這里說的就是地震后的重建。

井伏鱒二在其所著《荻窪風土記》的開頭部分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記述，那段文字的大意是：大地震前，在荻窪能夠隱約聽到從品川岸邊石壁旁駛出的輪船的汽笛聲，地震后不知為何聽不到了。至于原因，恐怕有很多，像是建筑物的西洋化以及高層化，汽車的增加，空氣污染等等。

1964年10月1日，第一列新干線“光號”通過富士山，此時的日本也正在以“超級特快”速度發展
公害最嚴重的國家
明治以后，日本經歷了多次路線修正，效仿英、法實行文明開化，效仿普魯士實現富國強兵，效仿德意志、意大利走上法西斯主義，最后效仿美國實現了民主主義。

明治以后到1960年代之間的日本，總是處于森鷗外所說的“建造中”的狀態。“建造”是為了什么？當然是為了日本能夠追趕上歐美，實現近代化。

所謂“建造中”，是指日本處于近代化過程之中。明治以后的日本，其仿效的對象、欲實現的近代理想的類型雖然一直在變，時而英、法，時而普魯士，時而德意志、意大利，時而美國，但是自始至終沒有放棄近代化的道路。

若要簡略闡述日本一貫奉行的近代化之路，可以說對外表現為從亞洲向歐美的過渡，對內表現為從農村向城市的過渡。具體地說，日本的近代化，由于采取了仿效并追趕近代化的先驅者歐美國家這一方式，因而擁有了資本主義化、中央集權化、城市化、工業化、合理主義化、歐美化等多個方面。

但是，196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讓這種近代化走進了死胡同。經濟高速增長是近代的最后階段，此時的日本已經與歐美齊頭并進了，對日本而言，歐美諸國已經失去了作為理想型的意義。

能夠詮釋這一變化的最好例子就是公害問題。中日甲午戰爭之后，日本僅用七八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歐美二三百年走過的歷程，建立了歐美類型的資本主義和工業。正因為如此，其公害帶來的惡劣影響也呈加速度凸顯出來。1960年代后半期出現的水俁病、“疼痛病”、琵琶湖污染、駿河灣污泥——其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說明日本是公害最嚴重的國家。

從1968年到1969年，我在船橋工廠總務科工作，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公害對策。具體來說就是在合乎法律、經營方針的前提下，在技術允許的范圍內處理制造過程中排出的有毒物質。有一次，我曾詢問有技術合作關系的美國企業，他們是怎樣進行公害處理的。得到的答復是：我們公司設在沙漠邊上，對排煙和排水未作任何處理。

聽了這個回答，我心想，國土遼闊的國家真好。但同時又不得不承認在公害治理方面，日本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這就意味著在解決公害問題方面把歐美當作模范來學習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日本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這個問題。

正在近代化道路上大步前進的亞洲各國，在不久的將來肯定也會像1960年代的日本那樣開始被公害問題所困擾。在中國上海的工業地帶，長江翻滾著黑浪，工廠的煙囪噴吐著黑色濃煙。在朝鮮，合成肥料和化學農藥被大量投放，農業近代化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移植的文明如頭皮脫落
詩中人物從農村來到城市，像18世紀歐洲曾有過的那樣被“城市給人以自由”的神話所誘惑。

歷史范疇上的“近代日本”，廣義上來講，是指明治以后的日本處于一個在外從亞洲到歐美，在內從農村到城市的過渡過程。這意味著在“近代日本”中形成的精神之構圖，是在亞洲與歐美、農村與城市、農業與工業、地方與中央等一系列對立構圖之上建立起來的。

亞洲與歐美這一對立的構圖，產生了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即從“落后的”亞洲到“先進的”歐美留洋，并從歐美國家移植“文明”。在這種思維方式下產生了“歸國者”這一特殊精神類型，還發生了被移植的“文明”難以生根而脫落的現象。鶴見俊輔在《戰時日本精神史》中用“如頭皮脫落一般”來形容這種現象。

移植過來的歐美“文明”一旦剝離，就會隨即發生“回歸日本”的精神現象。借用“近代日本”這一特殊歷史范疇內的語言來稱呼這種回歸現象，就是“背叛”。所謂“背叛”，是指思想的背離與回歸。這里的思想不是指那種可以被權力的強制力量改變的一般現象，而是指移植過來的歐美文明——知識分子的思想，即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這種思想脫落下來，社會開始回歸于移植發生以前的精神氣質（生活情感）——“背叛”就是這樣一種病理性精神現象。

在農村出生、長大的民眾，成為城市的工業勞動力。他們在城市工作，但心底仍然深藏著“思鄉”的情緒——農村和城市的對立構圖產生了這樣一種精神狀態。

這種“近代日本”大眾的精神形態在石川啄木的俳句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冷雨降都城，遙想故鄉雨。淡紫花朵搖曳，輕打馬鈴薯。”

這首詩描繪了這樣一幅情景：主人公來到首都，看到都城飄落的冷雨，不禁想起了故鄉的雨。在那里，雨點敲打著馬鈴薯的紫色花朵。詩中的人物設定為從農村來到城市，或許是因為在城市工作，或許是因為在城市求學，或是像18世紀歐洲曾有過的那樣被“城市給人以自由”的神話所誘惑?？傊?，從農村來到城市這一場景設定是該詩成立的前提，吟詠了這樣一種心情：主人公雖然來到了向往已久的城市，但無時無刻不在悲傷地思念被自己拋棄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