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在夸張的時代,彈奏出活的聲音
就在斯坦因寫下序言的同時,中國的鋼琴制造和保有量卻正在突飛猛進,越來越多的中國父母將學習鋼琴看作是子女良好教育背景的標志,一些人甚至希望通過音樂給孩子規劃出美好的前程。這本書再版的次年,郎朗被其父帶到了北京,開始了他的音樂求學之路。
一位鋼琴家,也是克利夫蘭音樂學院的教師——亞瑟 · 略瑟爾(Arthur Luesser),寫過一本《男人,女人和鋼琴——一部社會史》。書中談到鋼琴不僅僅是一件樂器、無數偉大音樂的載體,同時也是中產階級進階的標志、受教育程度的體現,以及流行商業的必需品。19世紀的歐洲,鋼琴發展正處于藝術商業社會的十字路口。在1847年前后,英法兩國無疑是鋼琴保有量和制造量的領頭羊,到1910年,美國取代了這一地位。書的結尾,作者哀嘆鋼琴的很多社會功能被逐漸取代,在北美的制造量也陡然下降。1990年,愛德華 · 羅特 · 斯坦因為這本書再版所寫的序言,持有更為悲觀的論調。他以為昔日的那些大師,通過其個人魅力建立起的社會影響,不大可能在當下的鋼琴家身上重現。
就在斯坦因寫下序言的同時,中國的鋼琴制造和保有量卻正在突飛猛進,越來越多的中國父母將學習鋼琴看作是子女良好教育背景的標志,一些人甚至希望通過音樂給孩子規劃出美好的前程。這本書再版的次年,郎朗被其父帶到了北京,開始了他的音樂求學之路。
此后的故事被無數人講述過,盡管郎朗未曾獲得過任何一種所謂國際A類鋼琴賽事的第一名,但通過與格拉夫曼的學習,他也算繼承了來自霍洛維茨的一脈(至少在形式上是)。其演奏風格必然眾說紛紜。有人斥責他對作品的處理不夠嚴謹,另一些人則認為他對音色缺乏追求?;蛟S這些評論都有道理,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他的音樂是活的。當然,其演奏視頻夸張的動作,引發了觀者的更大分歧。對商業社會而言,這種分歧顯然利大于弊。
對于國人而言,樂于看到一位改革開放后出生的八零后年輕人在世界舞臺上獲得成功,更樂于看到中國人對鋼琴這樣一種舶來品的演繹,登上了令全世界矚目的高峰。對于西方世界,這樣一位沒有西方音樂家成長背景的中國年輕人,足以吸引他們的目光,至于由此帶來的許多非學院派的演奏因素,也是當下古典音樂舞臺所需要的。一種年輕自由同時又陽光向上的形象,有理由受到歡迎。而且郎朗曲目數量之多,范圍之廣,在同輩人中也數佼佼者。記得2007年北京國際音樂節,二十多天的時間內,郎朗與不同的樂團合作了10首鋼琴協奏曲,幾乎均是背譜演奏,這不是那些通過國際賽事脫穎而出的鋼琴家能輕易做到的。加之郎朗對作品的個性化處理,對文本主義也產生了足夠的沖擊。
最富爭議的是他的夸張動作。按蘇珊·桑塔格的說法,影像使世界比其實際的樣子更容易理解,這使得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視頻傳播遠勝于文字和聲音的年代。一種極具個性化的動作表達,可以讓人產生更為直觀的記憶。而由于這個時代創作的普遍衰落,鋼琴家大多沒有創造的能力,沒有任何一個演奏家可以勝任極具特色的裝飾化處理,或通過演奏自己的新作來建立認同感。于是,圖像成為建立這一個性化認同的替代物。
今年6月2日,郎朗與青年鋼琴家吉娜 · 愛麗絲成婚。圖為婚禮上的四手聯彈
盡管有評論認為其夸張的演奏動作和姿勢酷似雜耍,但回到二百年前,在施代貝爾特和貝多芬競賽的年代,很多即興演奏的表達方式也并非出于深刻的邏輯,更多的只是為了獲得現場觀眾的喝彩。
據說兩年前,有位音樂學博士寫了篇論文,希望通過多種學術理論來論證郎朗演奏的動作與音樂的關系。最終得出結論,這恰恰證明他的技術非常出色,如此夸張的動作并沒有影響他演奏的準確度和質量。必須承認,這位博士的論述并非全無道理。
說到郎朗的現場,我有兩次較為深刻的記憶。一次是北京國際音樂節,他與班貝格交響樂團合作的莫扎特鋼琴協奏曲。郎朗的演繹的確不符合任何一個流派對莫扎特音樂風格的定義,甚至還有一些不符合和聲邏輯之處。但在阻礙終止后使用一個夸張的突強音,卻暗合了十八世紀音樂的幽默特點。另一次是在2011年12月,為波蘭總統科穆羅斯基舉行的音樂會上,他演奏了肖邦黑鍵練習曲。必須承認,我在他的演奏中聽到了大量尚未被發掘的聲部,使得這首作品展現出相當豐富的層次。他并沒有讓人把注意力放在右手的快速跑動上,甚至這方面他也算不上頂尖高手,但他對作品內聲部與復合旋律的挖掘,的確異常精彩。
郎朗演奏肖邦黑鍵練習曲。
至于郎朗被過度包裝,我想人們首先應該把商業宣傳和音樂家本身分開去看。我本人和他有過一次接觸,彼此進行了足夠有見識的討論,他的謙和及對音樂的坦誠,都是值得肯定的。從近兩年錄制的唱片,也能看出他在不斷思考和進步??梢哉f,郎朗讓鋼琴藝術再次回到了商業與社會的十字路口?;蛟S郎朗效應不可復制,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相信終有一天,人們會更為理性地看待他的演奏,以及這一現象在這個年代的特殊意義。
作者:代博(中央音樂學院青年作曲家、鋼琴家,被譽為“最有才華的中國青年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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