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日本要從批判戰前日本的思想體系出發”

明治時期的日本社會風貌新舊并陳。圖為日本商社在東京都藝伎館接待西方商界友人。 （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于2019年7月4日《南方周末》）

接受采訪時，子安宣邦掏出一個A4大小的本子，一邊作答，一邊涂鴉關鍵詞和時間點：自己否定、造反有理、近世、人民中國、帝國主義、大東亞主義、1945、1968-1970、1985、1990……詞匯和數字之間又畫上錯綜復雜的線團。對生于1933年的子安宣邦來說，所有時間節點和關鍵詞都曾是他經歷過的“當下”，“當下”又往往是他學術靈感萌芽的芽點。

子安宣邦是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曾任日本思想史學會會長。他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日本的現代化，他以從江戶到昭和的三百余年（注：確切時間跨度為1603年至1989年）為自己的研究視域。他對其間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的解讀：江戶時代并非不開化的封建社會，內生于日本民間社會的現代性已經萌芽；明治維新與其說是日本現代化的開端，不如說是國家強力推動的現代化的開端，文明和專制在這一時代合二為一；昭和時代，“脫亞入歐”的日本又以“脫歐”為使命。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風靡一時的“現代的超克”理論就是要超越和克服歐洲式的現代化，探尋屬于日本和亞洲的獨特現代化道路。

為侵略戰爭尋求合理解釋催生了這份對“獨特道路”的理論建構，其背后則是曲折的現代化迷思：現代化有無樣板？日本和亞洲能否擁有屬于自己的現代化？

子安宣邦在昭和時代度過了人生的精華時段。昭和日本諸多重大事件，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戰敗、冷戰格局下的日美合作、日本經濟起飛，擋也擋不住地涌進書齋。子安宣邦的大學念了兩次，第一次讀法國文學。那時，文學部里最不安分的學生在中文系，他們以魯迅為革命的榜樣；其次便是法語系學生，法國是革命的故鄉。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流傳到日本，引發左翼青年的心靈地震。他無心讀書，離開大學校園，做了一段補習班老師之后回到文學部，讀倫理學，后來進入思想史研究。

對于昭和時代的日本知識人，“現代日本為何物”是無法繞過的問題。子安宣邦將求索上溯到江戶時代。日本現代化成為既成事實，江戶時代通常被視作有中央集權性質的后期封建社會。日本思想史研究大家丸山真男，就致力于從日本前現代歷史中尋找天皇制獨裁主義的思想根源。

在子安宣邦的學生時代，丸山真男被年輕學者視作高山般的存在。子安也不例外，但潛心研讀江戶時代文獻后卻做出了相反的判斷：江戶時代的日本已經萌發了內生的現代性，明治維新中斷了這一過程，將日本的現代化導向國家主義。民間退場，“王政復古”，最終在昭和年間將日本卷入天皇制極權體制。

昭和時代的特點，用子安宣邦的話說是“對自己的現代性反復地、不停地自我追問的時代”。他加入這一追問時，竹內好的成說已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竹內好以民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