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驕傲”活動折射出的西方企業社會責任問題

7月6號，倫敦開展了一年一度的London Pride （“倫敦驕傲”）活動，也就是倡導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者（簡稱LGBT）權利平等的活動。進入六月，倫敦便陸陸續續開始營造氛圍：公交站點的商家廣告，店鋪櫥窗的主題商品，地鐵站里漆成一片彩虹的地面，當然還有無處不在、高高飄揚的彩虹旗……倫敦市長薩迪克汗說，希望今年的活動能夠成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圖片來源：東方IC

果然，7月6號這天不僅街頭人山人海，英國皇家空軍還出動了特技飛行隊助興。抱著看熱鬧的心態，我逛到攝政街，與參加活動的隊伍撞個正著：滿眼裝飾漂亮的花車，五顏六色的汽球與旗幟，載歌載舞的年輕人，中規中矩的大叔，舞姿妖嬈的青年男子，妝容清奇的中年阿姨，還有坐輪椅的殘障人士，以及跟隨著大人的小朋友，甚至抱在父母懷里含著奶嘴舉著彩虹旗的小毛頭。各種裝扮奇特的異裝者，包括有個腳踩足有十公分高的紅色高跟鞋一路走過的男人，博得圍觀者的熱烈掌聲與歡呼。當兩個二十歲上下的女生突然在隊伍中出列、表白、擁抱、接吻時，整條攝政街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喝彩，仿佛要把這條兩百多年的大街的陳芝麻爛谷子都震醒一樣。

不過，比這些都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各大公司參與活動的隊伍。德勤、美孚、谷歌等公司悉數登場，旗幟鮮明，口號響亮。埃森哲打出牌子：Standing Together（站在一起），聲明與所有人站在一起而無論性別、民族與宗教，與多元與包容站在一起，與公司的價值觀站在一起。德勤的花車上將各種標簽，如艾滋病毒攜帶咨詢師、聾啞同性戀程序員、跨性別拉丁裔會計師等全部強調為都只是human being（人類）。建筑行業的口號是One Roof（同一個屋頂），教育機構高喊“支持與保衛LGBT教育工作者”……顯然，各大公司、機構不僅積極參與活動，而且圍繞LGBT人群權利平等建立起了一系列完善的口號、綱領，更重要的是，上升到了價值觀的高度。

而這真的就體現了權利平等嗎？好象并非如此。人群散去的傍晚，我望著街頭、窗前、酒吧里余興未了的人們，感覺與其說這是一場席卷全倫敦的夏日狂歡，不如說是一個所謂“政治正確”的大秀場。打著“權利平等”這桿大旗，政客秀立場，大公司秀價值觀，商鋪秀形象，普通市民借此放飛心情，然后彼此互博好感。而至于權利平等這個問題本身，到底有多受重視，又到底有多少改觀，則仿佛是另外一回事。的確，英國早已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了，但是由LGBT擴展出的不分種族、宗教、性別的權利平等，真的做到多少呢？至少，在我日常出入的倫敦的角角落落，無論校園、超市、商店、博物館、辦公大樓，保安、保潔等工作幾乎無一例外是非洲、拉美等少數族裔。在畢馬威工作的朋友說，LGBT是公司今年員工活動最重要的主題，而多元與包容是公司極力推崇的文化?？墒敲慨斦f到工作，她總是為其所在部門基本由英國白人男性所主導而產生的種種無形壁壘苦惱不已。這些狀況所折射出的不平等與既定偏見并沒有看到太多改觀，而即便同性戀這一話題本身，其實在西方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贊同，據說往年在活動中也有來自宗教界的反對意見，但現在，只有整齊劃一的一個聲音。

我并非反對權利平等。LGBT權利，與承載它的多元、包容、平等、尊重等價值觀已基本體現在西方跨國公司的企業文化敘述與社會責任議程中。我對這一趨勢及這些價值觀本身深表認同。但我同時希望理性看待的是：在所謂人人可以參與的體制下，這一倡議權利平等的活動，以及它落腳的西方大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有多少是為了申張議題本身？有多少是為了跟隨潮流以免落后？又有多少是借此博取認同從而擴大自身權力與利益？

企業社會責任正日漸成為全球商業的主流趨勢。但在我看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起逐漸在西方興起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同這場“倫敦驕傲”的大秀一樣，已并非單純的企業參與社會問題解決。這不僅因為它的出現模糊了政府、企業、社會三者之間的通常界限，還因為它涉及多個角色的利益互動與權力競爭，消費者、非政府組織、社區、企業、行業組織、工會、媒體、政府、國際組織以及機構投資者，帶著各自的動機與目的，辯論、爭執、抗議、發布相關政策、采取自律手段、形成全球倡議、推動國際規范，為一系列問題斗爭不休：企業該不該承擔社會職責？是該自愿還是強制？哪些議題該納入企業社會責任議程？如何衡量其效果？是否需要專門針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治理？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以下三個問題尤其凸顯復雜性。

首先，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到底以誰的利益為核心？在責任履行過程中，與此相關的活動，包括倡議發起、合作形成、戰略開發、議程設定、項目設計，以及貫穿過程的傳播、報告等，更多地是展示過程而非呈現結果。是否有足夠讓人信服的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力的衡量體系以及憑證，一直是一個讓實踐者困擾的問題，特別是存在一個不能回避的事實：受益對象并不直接參與評估體系的開發，甚至相關機制的設定。比如西方跨國公司用于供應鏈社會責任管理的行為守則與審核規范，目標受益人群——發展中國家的工廠工人們，其真正的需求是否能夠被聽到、采納、解決？以所謂解決社會與環境關切為目的的企業社會責任，到底誰真正從中受益？

其次，如何界定企業社會責任的邊界與議題？跨國公司被期待成為企業公民從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利用其不斷加大的影響力，協同解決氣候變暖、環境惡化、勞工、人權、性別不平等多個問題。通過自覺遵守相關國際規范，或主動與政府及國際組織合作發起倡議。但是，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西方國家日益突出的分配不平等問題，卻完全在社會責任議題中缺失。而且，有些跨國公司利用在國際層面上的“監管真空”狀態，運用其在全球范圍內相對自由轉移資本、生產及技術等權力，通過避稅、轉移定價等手段，獲得在個別“灰色地帶”的利益。這勢必加劇收入與分配的不平等。西方資本主義體制下誕生與發展的企業社會責任，似乎并不能解決其根本的制度性問題，反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既有體系得以合理化從而進一步被鞏固。

最后，誰來制定全球企業社會責任話語體系的規則？現代意義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在美國萌芽，經歷幾十年的運動興起、概念發展、實踐探索、標準開發，西方發達國家一直起著主導作用。不僅相關的概念、原則、倡議、公約、標準都由西方主導發起，而且基本都是建立在西方的價值觀與哲學思想基礎上，比如斯密的“自利”觀點、洛克的“天賦人權”思想，比如企業公民概念所植根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等。隨著這些西方主導構建的規范發展成為國際范式，多多少少被默認成了普世的規則。當企業社會責任經由西方跨國公司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帶入中國時，在實踐中也一度是由這些公司推動或示范。雖然跨國公司一再強調本土化，雖然國際學術的主流認可不同的國家背景形成不同內容與形式的企業社會責任，但針對非西方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演變，到目前卻并沒有被當作相對平等和獨立的體系來看待。

毫無疑問，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積極正面、值得倡導的事物。只是同“倫敦驕傲”活動一樣，看待這些先進、正確的事物時，同時該考慮在西方體制主導的框架下，哪些被放大了，哪些被掩蓋了，又有哪些新的不平等在發生。畢竟，真正的“國際”，不應該簡單地等同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