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父親的一生都獻給了敦煌

常沙娜在展覽開幕式上。

南都:你十幾歲就隨著父親去了敦煌。當時敦煌的生存環境惡劣,母親又因為種種原因離你們而去,你和弟弟、父親三個人如何在敦煌相依為命?

常沙娜:生活當然很艱苦。我本來在酒泉河西中學上中學,因為母親離開,我也就回來了。我弟弟沒人看,我爸爸也沒人照顧了。我回來照顧我弟弟,又當姐又當媽。我爸爸整天吃喝拉撒睡的條件太差了,但是他帶頭種樹,帶頭種菜,鼓勵大家好好地干。

南都:學習和臨摹敦煌壁畫是你從藝之路的開端,當時誰是你的藝術領路人?

常沙娜:我臨摹壁畫是跟著大人開始的。大人在前邊臨,我在后頭跟著臨。我自己很喜歡,不要大人來催我,來逼我。我跟著畫,畫出來的效果大家都夸,才十幾歲畫的東西不比大人差。我很感興趣。

我雖然以臨摹為主,但是我在酒泉認識了一個工程師的妻子,叫邵芳。她是北京人,搞工筆畫搞得很好,而且會唱京戲。她在酒泉沒什么事兒干,但她畫得很好。暑假的時候她就跟我一塊兒回到敦煌莫高窟臨摹,看她畫的東西,筆呀墨呀也特別好,我爸爸就聘任她為敦煌研究所的臨摹員。她人特別好,也幫助我。我跟她學習了怎么勾線,怎么用色,特別有意思。

后來學歷怎么辦呢?敦煌是縣級市,它也有個中學。我到了快期末的時候,也去上幾周課學一學,然后去參加考試。初中是在那兒學完的。但是在那個階段,這些老一輩的人,通過學習讓我知道時代的發展,歷史、美術史的發展。還讓我閱讀小說,《紅樓夢》《約翰·克里斯多夫》這些小說都讓我看。我也比較勤奮,用晚上的時間讀書。董希文的妻子張琳英,那時候叫她張姐姐,教我怎么給我弟弟做衣服、做餅干。十幾歲就是這么鍛煉出來的。

呂斯百是我干爹,我爸爸在法國的好朋友。他當時在南京,我還跟他通信,他問我近況怎么樣,我就把學習、臨摹的心得體會寫信告訴他。他就這樣協助我爸爸教育我。身邊的這些長輩,他們對我的教育都很重視,和我們家關系都很好。那個年代很苦,但是人與人的關系很和諧,互相照顧、互相幫助。

張大千留了張“野蘑菇”地圖

南都:1946年,你和父親就在蘭州舉行了“常書鴻父女畫展”,展出了你臨摹敦煌壁畫的一些習作,讓人們第一次認識了你這個“敦煌少女”。當年辦畫展的緣由是什么,效果如何?

常沙娜:抗日戰爭勝利以后,國民政府從重慶遷都到南京。遷都以后,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本來歸國家所有,后來就取消了。我父親為了這個事兒奔走呼吁,他認為不能取消敦煌藝術研究所。在蘭州,有人建議,你把敦煌壁畫搞個展覽,宣傳一下。那時候我也臨摹了一些敦煌壁畫,于是搞了個父女展。

當時于右任也很贊成。于右任是陜西人,他是國民政府監察院的,他一直很支持不要撤銷敦煌研究院。后來他也支持辦父女展來擴大敦煌的影響。

在蘭州的父女展展出以后,好多人也才知道我也在臨敦煌壁畫。因為那時候還小,才十幾歲。父女展之后,我父親到了重慶去呼吁。辦這個畫展就是為了呼吁、宣傳敦煌的重要性。

南都:上世紀40年代,張大千也在重慶辦過敦煌的展覽,也對敦煌文化的宣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你父親和張大千在敦煌有來往嗎?

常沙娜:張大千到敦煌前前后后加起來一共兩年。趕上我父親也在那里,他們有時候還聊天兒。張大千的臨摹方法不一樣。他不是親自去畫,他很多助手。他的助手很多是西藏畫唐卡的匠人。但是他臨摹的方式我父親是不同意的。他用拷貝紙讓助手用圖釘釘在壁畫上。第二,張大千提出來,敦煌壁畫上的黑顏色是氧化后的顏色,黑色的過去是紅色。我父親對此也有不同的意見。再一個,張大千提出要“恢復臨摹”。

后來我父親說,臨摹有三種。一種是客觀臨摹。破損的裂縫、已經剝落的壁畫部分也臨摹出來,讓你看到敦煌壁畫的現狀是怎么樣。這是研究性的。一種是整理臨摹。雖然旁邊的部分破裂了,但是不要慌,你把好的地方一直保存下來,恢復起來,這叫整理臨摹。張大千提出“恢復臨摹”,就是把他認為是黑顏色的畫成紅顏色。所以后來他臨摹的東西都是大紅大綠的。

但這個要用科技手段來分析。有的是真的氧化了,有的本來就是黑的。不是簡單的是黑的原來就是全紅。后來我有兩張臨摹畫也是紅紅綠綠。董希文按照張大千的意思也試了一次臨摹,我也跟在后頭去畫。臨出來跟壁畫的現狀完全不一樣。

后來我父親就統一地更正了。我們一般不叫客觀臨摹,我們認為整理臨摹是最重要的。我父親禁止工作人員用圖釘。但是張大千臨摹了很多的東西,我父親說,趕快利用他已經臨摹下來的成果,我們研究所用紙再臨一遍留下來,但不能再在原壁畫上臨了。

我的一些畫作是大人已經臨摹好的,我再臨一遍。有一些就讓我練習,素描的原則,打格子,然后一筆筆畫。我原來臨摹的那些壁畫,原來很清晰的,現在看不清楚了,慢慢地淡了。跟樊錦詩說的一樣,敦煌石窟跟人一樣在慢慢衰竭。

南都:1943年張大千離開敦煌莫高窟的時候對常書鴻說,你在這里是服長期的、無期的徒刑。這句話應該怎么理解?

常沙娜:那是他倆開玩笑。張大千在敦煌來來去去加起來兩年。而且不是他一個人留在那里,他有助手幫他。他跟我父親說,我走了,你在這里服無期徒刑。他給了我父親一個單子,跟我父親說,我走了你再看。因為敦煌沒有蔬菜,我父親提倡種樹、種菜。我父親打開一看,原來張大千說,我告訴你有個地方可以找到蘑菇。單子上列的就是能找到蘑菇的地方。我父親看了就笑了。根據這個單子去找,真的有野蘑菇!

常書鴻說，死了也要回敦煌

南都:這次的“花開敦煌”展覽,主要展出了你哪些部分的作品?

常沙娜:這個展覽是2013年開始的。當時文化部老部長蔡武說,你在北京搞一個展覽。這個展覽第一次在今日美術館搞,把敦煌保留的,或者我手頭保留的、我爸爸保留的臨摹畫稿都給展出在這里。讓黃炫梓(Tina)來策劃,把今日美術館這個展覽搞好。Tina很重視,她和中國美術館前任館長范迪安很熟,她從臺灣到北京來,對兩岸的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她的思路很好。于是委托她來籌劃。這一籌就沒完了。一般一個展覽完了就完了,她老想著繼續搞下去。后來搞了十幾個地方。除了國內上海、深圳的好多美術館,也去了土耳其、俄羅斯、法國。開始不太重視,是常沙娜臨摹的東西,大家無所謂。越到后來大家越重視,因為又是絲綢之路,又是敦煌的摹本。

除了我臨摹的畫稿,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老前輩強調的,花卉寫生。佛教的花卉以蓮花為主。為什么佛教喜歡蓮花呢?因為蓮花是出淤泥而不染,你看佛像的臺座都是蓮花瓣。后來我們的老院長說,傳統圖案已經形成了,但是我們還要重視大自然的花卉。太豐富了,太多樣了。南方的,北方的,有各種形式的花卉,要善于畫。所以這個展覽也有花卉。

除了我臨摹的東西,我后來就重點搞設計了。在林徽因的影響下搞景泰藍設計。我把敦煌專題的圖案跟工藝美術結合起來,跟絲綢、頭巾結合起來,跟景泰藍、陶瓷結合起來。把這些設計的品種也放在一起。所以這個展覽越搞越大,越搞大家越覺得有意義。

南都:這個展覽也是70年后你和父親的又一個父女聯展。在這次展出的常書鴻的作品里,你覺得哪一張是最精彩的?

常沙娜:我父親跟我不一樣。他的工作就是守在敦煌莫高窟,保護莫高窟一千多年的文物。他第一個是要保護。剛去的時候,很糟糕,連個棧道都沒有,上下得爬蜈蚣梯,都沒法走。我父親把棧道給修了,把流沙給封起來了。保護第一。然后他再從事研究,感受了壁畫之后他再畫的東西就不一樣了。

他不是畫的敦煌的壁畫,他用油畫來表現敦煌的東西、表現莫高窟的風景。但是油畫已經改變了,不是原來在法國畫的油畫了,都綜合在里頭了。而且他那個時候已經沒有時間再畫油畫了。我經?？吹剿嬃艘话?有人把他叫走了,有事情來不及了,就半拉的、未完成的作品有留在那里。我父親不是再去重復壁畫里的東西,他不是搞專門研究的。他當時在四川的時候畫農民像,到了敦煌也畫農民,他把敦煌的環境畫出來了。

南都:父親晚年調任北京之后,是否還一直惦念著敦煌莫高窟?

常沙娜:后來鄧小平同志、聶永真同志去敦煌,他都陪同。他那個時候在蘭州摔了一跤。他在蘭州也在西北師大兼職。摔了一跤以后,他的生活能力比過去差多了。鄧小平說,常書鴻到了退休的時候了,讓他在北京度過晚年,享受部級待遇。就把他接到北京來了。

他老覺得在北京是做客人。他也說,我在這里是當客人,我以后還要回敦煌,我什么時候回敦煌,你們一定要掌握好。這句話我印象很深。我在北京,住得近,也經常去看他。我父親老是跟我說,沙娜,我在這里老是做客人,我以后要回去,等我死了一定要回敦煌。他的心,他的整個的一生,都獻給了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