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吳思遠，我的名字比人家想得遠

這個行業還有很艱苦的人和事，比如老武行現在都退下來了，去做小販、開計程車，我看著很難過。他們身上傷痕累累，沒有謀生能力。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基金來幫他們？

圖/彭輝

吳思遠自認值得自豪的事情至少有三件。

70年代，他擔任導演，第一個用真實場景拍攝武打片《蕩寇灘》，打破了以邵氏為代表的布景拍攝方式。這部電影成為了他的成名作，取得173萬港元的票房，名列1972年香港電影年度票房排行榜第6。

他挖掘、培養了香港的一批武生、小生、導演，他們包括但不限于成龍、徐克等至今在香港電影界仍舉足輕重的人物。1978年，他邀請成龍出演《蛇形刁手》與《醉拳》男主角，票房為270萬港元和676萬港元，分獲當年票房排行榜第8、第2。成龍因此告別此前票房毒藥的命運，踏上巨星之路。也是從這幾部電影開始，吳思遠探究出功夫喜劇的呈現方式。

1979年，吳思遠監制了徐克的電影導演處女作《蝶變》，次年，監制了他的《地獄無門》。兩部電影在商業上并未取得成就，但影片憑借獨特的表現方式，迅速成為當時香港“新浪潮”的重要作品，徐克也因此成為香港“新浪潮”電影的領軍人物之一。此后，二人進行了包括《新龍門客?！贰肚嗌摺贰峨p龍會》《黃飛鴻》等系列作品的合作，徐克的新式武俠片風格日漸確立。

80年代中期，吳思遠與導演許冠文一起率領由電影藝術家和實業家組成的香港電影代表團與內地政府電影主管部門接洽，開啟了兩地電影業的大規模合作?！缎慢堥T客?！贰肚嗌摺贰度思s黃昏》及《黃飛鴻系列電影》等影片都是這次合作的產物。香港回歸后，他頻繁為兩地電影互動奔走，連續五年出任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主席。

這構成了吳思遠的多個身份標識：導演、制片人、出品人、社會活動者。從成績來看，他在多個身份中取得了平衡，且都有突出表現。從1966年進入邵氏兄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邵氏”）南國實驗劇團編導科學習算起，吳思遠進入電影行業已經超過53年。他從香港電影的巔峰走來，經歷了香港電影的低潮，致力于推動香港電影復興。

吳思遠身上有著香港電影人的傳統性格：沒辦法想辦法，沒條件創造條件。面對邵氏大片場制度壟斷時，他嘗試了實景拍攝；武俠片泛濫乏力后，他開啟了以《廉政風暴》和《七百萬元大劫案》為首的社會新聞電影；請不起大明星時，他挖掘、培養新人，找會武功的人拍武打片，找有喜劇天分的人拍喜劇片，《蕩寇灘》《賭圣》等影片成為范例。

他認為自己人生有諸多“值得驕傲”，這些驕傲由電影票房、變換的身份和各類頭銜一并貢獻。他擁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對話中，“我”字出現的頻率極高。經驗使他堅信自己擁有足夠狠辣的眼光，事實讓他更加確定這一點。他將之歸功于自己的名字：我叫吳思遠，我的名字比人家想得遠。

2002年，吳思遠開設了UME華星國際影城和UME新天地國際影城，成為影院商。2017年，他將50家UME影院出讓，出品人成為他現在最主要的身份。最近，他還擔任策劃出版人，出品了沈西城創作的《金庸往事》，并為其作序。6月，他回到故鄉上海，與沈西城、曹可凡一起回憶金庸。

我打破了制片廠制度的壟斷

我1944年出生在上海，但我是廣東人，原籍珠海，16歲到香港。

小時候電影票幾毛錢就夠。爸爸每個月會寄錢回來。他當時在香港，一年回來三四次。走之前會把口袋里所有的人民幣、零錢全給我。我看電影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了，那時候上海有一個叫早早場，意思是8點鐘，禮拜天才有，給那些小孩子看的，最便宜。有時候電影院門還沒開，大閘都沒開啊，我跟我弟弟就已經在門口等了。

50年代初有蘇聯片，有中國自己的電影，有段時間，把很多解放前拍的電影都放出來，《十字街頭》《烏鴉與麻雀》《天涯歌女》《夜半歌聲》……我真正印象深刻的還是舊上海的那些電影，當時如果香港有片子來到內地，那就不得了了，長城、鳳凰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