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上的國王與“父親”
奸邪的君主往往是“叔父”的形象，如《哈姆雷特》中的克勞迪烏斯，或《理查三世》中的理查——“叔父”作為一個戲劇形象，構成了對父權的偽造和僭越。
責任編輯：陳斌
恩斯特·康托洛維茨曾說到過：中世紀歐洲的國王有兩個身體，一個是有死之人的肉身，另一個是超越性的政治神話。
（本文首發于2019年8月22日《南方周末》）
奸邪的君主往往是“叔父”的形象，如《哈姆雷特》中的克勞迪烏斯，或《理查三世》中的理查——“叔父”作為一個戲劇形象，構成了對父權的偽造和僭越。
今人對17世紀英格蘭思想史的印象，在相當程度上受霍布斯與洛克的契約論哲學影響。后來人讀史固然有后見之明的優勢，但也容易陷入以今度古的幻覺，將止于當前的“迄今”歷史視作塵埃落定的“最后”，又把歷史斗爭的“最后”勝利者視作彼時代的“主角”。盡管這些主角在他們自己的時代，尚且只是歷史的眾多支流中的一條。而同時代的其他思想家，相應地也就少有人問津了。
例如被洛克在其《政府兩論》中當作論敵來批判的羅伯特·菲爾默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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