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話隨想
明治時代的日本并非把西方概念翻譯成當地語言——日語,而是翻譯成漢語——東亞的普遍語言,這些譯詞就叫“新漢語”。他們將“新漢語”混用在日語中,和我們拿過來用在漢語中基本是一回事。
責任編輯:劉小磊
司馬江漢繪制的《和漢洋三賢士圖》,圖中西洋賢士手中打開的正是譯成漢文的《解體全書》。
(本文首發于2019年8月29日《南方周末》)
明治時代的日本并非把西方概念翻譯成當地語言——日語,而是翻譯成漢語——東亞的普遍語言,這些譯詞就叫“新漢語”。他們將“新漢語”混用在日語中,和我們拿過來用在漢語中基本是一回事。
有人說,現代漢語里百分之七十的詞語來自日本,如果沒有日語,中國人都不能思考。此說不得了,跟著想了想,不禁有野人獻芹之意。
日本的漢字幾乎每個字都至少有兩種讀法,一種是音讀,一種是訓讀。例如我姓李,有音讀也有訓讀。日本人姓李,為了跟中國的李姓區別,用訓讀,然后再找來漢字表示,寫作“須百”,或者“洲桃”。如果我寫俳句,起一個俳號,就想叫洲桃,俳圣松尾芭蕉的俳號起初叫桃青。沒有訓讀的日本事物,十有八九來自中國,例如“梅”“馬”“菊”“茶”。后來發生音變,說得好像日本壓根兒就有這些動植物似的。一個詞訓讀還是音讀,對于日本人來說,感受有微妙的不同。例如“春雨”,訓讀的感受是冷的遠景,音讀是暖的近景,外來語終不如土語親切。
漢字在日本變成一字多音,也是漢字傳入日本的歷史過程造成的。遠古的時候中國南方人帶著水稻等渡海而來,也帶來漢語、漢字,被叫作吳音,歲月久遠,也就當作了和音。平安時代遣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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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吳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