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衡派 向陳獨秀胡適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叫板 | 封面人物

學衡群體大多是留美歸國學生，基本為執教于高校的知名學者、教授。他們都有著自己堅守的人生信念和文化“道統”，敢于逆已成大勢的新文化運動“主潮”而行，公開與以陳獨秀、胡適等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主力軍“叫板”

孫建平油畫《學衡風骨》（2018） （左起：柳詒徵、劉伯明、胡先骕、吳宓、湯用彤、梅光迪）

引子

“哈佛男孩”的1919

“五四”運動爆發時，25歲的吳宓正在哈佛大學讀比較文學專業。

在這位哈佛男孩的1919年日記中，“五四”運動幾乎不見蹤影。據后輩學者推斷：如果不是因為他太懶或太忙，很可能是因為當時海外留學生無法在第一時間獲知北京的消息?！拔逅摹北l后，北京通往國外的有線電報被切斷，外國記者的報道主要通過無線電傳送，發出的信息是零星片斷的。

5月9日的《紐約時報》只有一則簡短快訊：“由于對巴黎所作的有關山東問題的處理表示氣憤，首都北京發生了騷亂……”

在吳宓1919年的日記中出現的不是“五四”，而是被視作“五四”導火索的“青島事件”。8月11日這樣記載：“晚，在宓室中開國防會（記者注：波士頓留美學生組織）董事會，由鄭君萊述說日前特赴華京，遍謁各參、眾議員，始末情形（為青島事件）?！?/p>

這一年從春天到夏天，以哈佛中國學生為主的波士頓中國留學生多次集會，反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省境內的權利。他們一再致電美國總統威爾遜，請求他在巴黎和會中主持公道，同時致電與會中國代表：如條約將權利轉讓日本，應拒絕簽字。他們還把文章寄往國內的《申報》、《新聞報》，“以表見留美中國學生之活動”，這些發出的中文稿多由吳宓起草。

相比“五四”在日記里的缺席，1919年至1921年，吳宓大量地記下了和好友“梅君”、“張君”等人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與斥責，字里行間充溢著反感和抵觸的強烈情緒。

當時，國內由陳獨秀、胡適等《新青年》同人引領的“新文化運動”正走向高潮。吳宓的師兄、哈佛學生梅光迪開始“招兵買馬”，在留學生中召集志同道合者，準備和“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進行大論戰。

因著清華同學的介紹，1918年秋轉入哈佛的吳宓和梅光迪相識了。

新大陸之筆墨官司

“逼上梁山”和“老梅上戰場”

“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討論，若沒有那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晶成一個有系統的方案，決不會慢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錯’，我對他們，只有感激，決沒有絲毫的怨望?！?/p>

——胡適

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胡適出版了個人傳記《四十自述》，回顧當初“文學革命”的思考如何在留美時代醞釀、成熟。他以“逼上梁山”作比喻，把這場發生在世紀初的最激烈的思想文化運動的源頭“歸功”于和當時密友、主要是梅光迪之間的一場持續近兩年的“筆墨官司”。

梅光迪，生于1890年，安徽宣城人。梅家是宣城當地望族，梅光迪幼年在鄉里有“神童”之譽，12歲應童子試，后就讀于安徽高等學堂。1909年在上海時，經同鄉介紹結識了一位名叫胡嗣穈的安徽績溪少年。兩人結伴坐船北上，一起參加庚子賠款的官費留美考試。

當年胡中而梅落。梅于第二年再應試，如愿踏上赴美的海輪。他先入威斯康辛大學、西北大學，1915年秋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主攻文學，拜在新人文主義思想家、文學批評家白璧德門下。

改名為胡適的胡嗣穈早梅一年赴美，初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1915年轉入位于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實用主義集大成者約翰·杜威。

留美期間，胡梅二人繼續交好。胡適好熱鬧，在美期間熱衷到處作英文演講，以至于引起物議。梅光迪由衷地佩服胡適的聰明和才華，稱他為“東方托爾斯泰”、“稼軒、同甫之流”，并且樂觀預期“他日在世界學人中占有一位置，為祖國吐氣”，“將來在吾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p>

他們和同在美國留學的趙元任、任叔永、陳衡哲、朱經農往來密切，頻繁通信討論各種問題。從保留下來的信件和日記看，胡梅當時探討的話題包括如何復興以孔子儒學為代表的“古學”，以及如何看待當時國內興起的“孔教運動”、基督教等一系列問題。

此時的東方老帝國正經歷著一場千年未有的暴風驟雨。辛亥革命爆發，帝制被推翻，袁世凱在南北和談之后上臺，北洋政府從名義上暫時控制了中國。這些留美學生通過西方報紙、親友信函密切關注國內局勢，一起探討“救國濟民”的藥方。

1915年夏，梅光迪由西北大學畢業，準備轉入哈佛大學。去波士頓前，他來到康奈爾大學所在地綺色佳，同胡適、任叔永、楊杏佛等留學生共度暑假。這個夏天，他們討論的主要話題是中國的文字和文學。

梅光迪

幾年前，胡適就表現出對中國語言文字問題的關注。1915年夏，他關心的是：“漢文究竟可成為教育利器否？”他的出發點是把漢語言文字作為教育工具來考察——要求它能夠普及到大多數人，也就是要把漢字變成大多數人接受教育的工具。

自晚清以來，一直有人主張把白話文作為開啟民智的銳利工具，各種白話報興盛一時，其中也有十分激進的主張，有人甚至主張放棄漢字、把漢字全部拼音化。

胡適最初著眼的，只是如何改變文言難以教學的問題。他分析了文言的弊病，通過中西文對比，把文言判定為“半死”之文字。他主張用白話文講解文言，提倡文法與標點，也就是使書面語向日用語或口語靠近。由此，他也把思路從文言教學改革轉向了作為宣傳啟蒙工具之廣義文學。

在1915年那個夏天，他的這些想法并沒有贏得好友們的贊同。據他回憶：“這一班人中，最守舊的是梅覲莊，他絕對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學。他越駁越守舊，我倒漸漸變得更激烈了。我那時常提到中國文學必須經過一場革命?！?/p>

梅光迪離開綺色佳時，胡適作《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長詩，十分大膽地宣告：“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p>

對當時多數留學生來說，胡適津津樂道的“文學革命”聽上去荒誕不經。任叔永還寫了一首把外國人名連綴起來的打油詩來打趣他。

胡適隨后寫了一首很莊重的詩，以回應朋友們對他所倡導的“文學革命”的質疑，想贏得他們的理解與支持——“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p>

正是“詩國革命”、“作詩如作文”這兩句，引發了一連串的“筆墨官司”，并最終催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

人在波士頓的梅光迪首先發難，寫信給胡適，認為詩、文是“截然兩途”，兩者文字根本不能混同，“吾國求詩界革命，當于詩中求之，與文無涉也?！贝送?，他也認同詩界需要革命，許多詩家實為“古人奴婢”，并無古人的學術懷抱，只知效其形式，結果是“陳陳相因，腐爛不堪”。但究竟該如何下手，他的態度很謹慎——認為應該先認真研究英法詩界革命家，比如華茲華斯或雨果的詩及18世紀的詩。

他認為：“文學革命，竊以為吾輩及身決不能見”，所謂“創造新文學”，只能是一個夢，我們應有“自知之明”。

胡適認為梅“未達吾詩界革命之意也”，又致信梅，再論“作詩如作文”之意，提出今日文學之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無精神，徒有文而無質”，若要改變，宜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求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

自1915年夏到1916年，在和梅光迪書信來回交鋒中，胡適一直在思考有關文學革命的問題，甚至耽誤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寫作。

1916年春，胡適又致信梅光迪，和他分享了自己最近的心得——他發現中國文學史上已經發生過多次“革命”，以韻文而論，“（詩）三百篇變而為騷，再為五言、七言古詩，賦之變為無韻之駢文，古詩之變為律詩，詩之變為詞，詞之變為曲，為劇本?！痹院?，詞、曲、散文、劇本、小說，都成為第一流的文學，之所以是第一流，就是因為它“皆以俚語為之”，是“活文學”。

這一見解得到梅的贊同。梅回信說：“來書論宋元文學，甚啟聾聵。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入手，此無待言；惟非經一番大戰爭不可，驟言俗俚文學，必為舊派文家所訕笑攻擊。但我輩正歡迎其訕笑耳?！钡珜m“作詩如作文”的觀點，仍持保留看法。

看得出，梅光迪并不反對胡適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兩人的關鍵分歧是在具體問題上，尤其是在白話能否入詩的問題上。

1916年暑假，任叔永等幾位中國留學生在綺色佳的約嘉湖劃船，忽遇風浪，緊急靠岸時，一船人不小心船翻落水。任叔永作了首四言詩記錄這件趣事，寄給胡適——“行行忘遠，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鼉掣鯨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葉，馮夷所吞?！?/p>

胡適在回信中批評了這首詩，認為寫覆舟一段，未免小題大做。任叔永卻頗為自得，認為覆舟一段是“全詩中堅”。胡適再致信，毫不客氣地批評說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寫江海大風大浪之套語”，“足下避自己鑄詞之難，而趨借用陳言套語之易，故全段一無精彩”，并指出詩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前之死句”。

對于胡適的“全盤否定”，為人厚道的任叔永誠懇地接受了。誰知梅光迪讀信后對胡適大為不滿，去封長信把他數落了一通。梅認為中國古詩文“沈浸醲郁，含英咀華”，而詩乃“高文美藝”之境者，是詩人和美術家的專利，如依胡適所謂“活文字”之言，那么“村農傖父皆足為美術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蠻，南洋之土人，其言文無分者最有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

收到梅光迪的質問，胡適有意和他開個玩笑，于7月22日寫了一首游戲詩。這是近代中國第一首白話詩，全詩一百零六行，近千字，部分內容如下：

“人閑天又涼”，老梅上戰場。

拍桌罵胡適， 說話太荒唐。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今我苦口嘵舌，算來卻是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

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

拿來鍛煉，拿來琢磨，

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

梅光迪讀罷此詩，給胡適寫信興師問罪：“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足下誠豪健哉！”這一次，他排斥了所有文學革命的實驗，批評胡適好名邀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