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妥協”是因為女性的工資很重要？ 學者眼中的男性農民工性別觀念變化

一位來自貴州的90后務工者在浙江嘉興一城中村的出租房中，他手里抱著自己剛滿周歲的女兒。 （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于2019年9月19日《南方周末》）

在城市里，農民工們普遍感受到兩種占支配地位的男子氣概：一種建立在金錢上，集中體現于富有的企業家身上；另一種建立在素質上，集中體現在受過良好教育，技能精湛、舉止得體的專業人士身上。

1989年，老姚離開湖南農村老家到南方打工。9歲的獨子最初5年都留在老家，由母親照顧。

2013年，社會學學者蔡玉萍、彭銦旎在深圳遇到老姚時，他已經十一年沒回老家過年。45歲的老姚對年邁的父母懷有愧疚，唯一感到慰藉的是，自己是個體貼的丈夫。2004年，妻子也離鄉和老姚一起打工。他開始洗衣做飯、打掃衛生，家中大事的決定權由妻子獨攬。

不過，每次在陽臺晾衣服，老姚都擔心被鄰居看到，也不會告訴別人自己給妻子洗衣服。尤其令他難堪的，是給妻子洗內褲被老鄉發現。受到嘲笑時，他只能勉強否認：“我肯定不會給她洗內褲！”

兩位學者合著的《男性妥協：中國的城鄉遷移、家庭和性別》（注：下稱《男性妥協》）一書涉及192位男性農民工以及74位女性農民工，老姚就是其中一位。合著者蔡玉萍和彭銦旎，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和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從2012年到2015年，她們的研究團隊先后開展15次田野調查，走訪了深圳、廣州和東莞的6個“城中村”。

研究之初，兩位學者就發現，男性農民工的聲音和個體經驗在學術討論中是缺失的。蔡玉萍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從1980年代以來，各種研究都很少從男性角度考察移民家庭和性別關系的影響。對于過往研究偏重從作為一家之主的男性那里收集材料，這是一種“撥亂反正”。正因如此，許多關于家庭和性別的研究都主要關注女性角度。

但二三十年過去，新的問題也隨之出現。男性的聲音消失了，而且在主流移民研究里，涉及男性時往往側重工作，很少關心他們的情感。而早期的家庭研究，也對家庭中的性別不平等不夠敏感。

彭銦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男性農民工的個體經驗被學術研究忽視，可能因為他們是父權制的受益者，其他因素還包括：以往討論農民工，更多關注他們的遷移動機、工作體驗、經濟收益以及通過遷移給家庭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