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魂慣得無拘檢：記亡友張世彬

新亞書院四君子，左起張世彬、譚汝謙、謝正光、馮元植。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9年9月26日《南方周末》）

張世彬是位英年早逝的香港學者，在宋詞和中國音樂史領域著述甚豐。本文作者是張世彬的好友，兩人四度同學，相知甚深，追思故友，讀來不勝人琴之感。

——編者

1978年8月底，我從美東駕車到中西部的小城愛荷華。行裝甫定，便接到世彬去世的消息。信是××寫的。他說世彬于7月21日在廣州市一旅館里因高血壓病逝去，遺體已在當地火葬。8月中旬，在港的師友替世彬舉辦了一個追悼會，會場里播送了世彬彈奏的《山中憶故人》的古琴曲錄音帶，使與會的人倍覺悲傷。以后我陸續接到親友的來信和幾位在美朋友的長途電話，說的都是類似的話。

世彬逝世后的那段時間，我曾在好幾個寂寞的黃昏里步上校園里的鐘樓，想從那一片遼闊的愛荷華平野中去捕捉我和世彬共享過的一些歡樂時光。每當記憶在腦海里淡出，我總不禁問自己：“世彬竟從此去了嗎？為什么上天竟不許我在三個月前和他在港見一面？”

1978年7月16日，我從臺北到香港，××告訴我：世彬翌日便要去廣州探望他的母親。我連忙掛電話到中文大學崇基音樂系，希望能在世彬離港前和他一晤?？墒悄翘鞙惽墒切瞧谌?，中大的電話生是不辦公的。我把電話掛上，心里不樂，嘴里還嘀咕了一陣子（哪有一家大學的電話生是星期日休息的？），××連忙安慰我說：“世彬說月底便會回來，你回美前一定可見到他的?！笨墒堑轿?月初旬離港前，一直沒有世彬的消息。

因為一個電話接不通，我竟不能和世彬在香港見最后一面。

張世彬致本文作者信 （資料圖/圖）

一

我最初和世彬認識是1955年的事。

那時，我在新界青山洪水橋柏雨中學讀初三。那一年校里的學生多，每級都分成兩班。我讀的是“仁班”，同班同學都是在原校升上來的。開學不久，便常聽老師們在課堂上稱贊“義班”里一個成績特優的轉學生。不久，又聽同學說那個轉學生因為和一位同學打了一架，被訓導處儆戒了一番。據說打架是因為那個轉學生不喜歡別人給他一個“周恩來”的綽號。這個常被老師們稱贊的轉學生便是張世彬。

后來我和世彬見面，看他身材修長，剪了個平裝頭，面目清秀，除了兩道濃眉外，長得一點也不像周恩來，自己也不禁替他叫屈起來。逐漸地，同學們也發覺這個昵稱不恰當，便改口稱他為“張君”，一直到世彬去世前。

1956年夏天，世彬和我開始常常見面。起初也僅是氣味相投的少年游伴而已。那時，他在“義班”已先和祖鵬、崇鎰交好，加上了我，便變成了后來在柏園里逐漸知名的“四大寇”了。我們的集體行動大都是一般少年人所向往的事：白天到湖心亭里看荷花，點數那些躍水的活鯉；黃昏時潛進果園里吃荔枝、龍眼，膽子大時也去弄個大如西瓜的“番鬼菠蘿”來分嘗，偶然也去用彈子打鳥，或者徒步到西山的靈隱古廟閑蕩一番。

那年的秋天，我們升上高一，原來的初三仁義兩班合并，“四大寇”便全是同班同學了。那時，我家剛為我蓋了一間獨立房間，想起世彬的家遠在粉嶺，便商得母親的同意，邀了他來和我同住。那間房子只有丁方三十尺左右的面積，容得兩張丁字排的帆布床和兩張小桌子，衣服和雜物都得擱在床下，墻上則裝了兩個書架。便在那么一間狹隘的房間里，我和他共度了兩年的高中生活。在那里，我親眼看見他的知識世界擴張；而我們的友情也逐漸從少年游伴發展到無所不談的知交。

現在想來，那時的世彬具有一股旺盛無比的求知欲。在學校里，他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墒?，教科書和老師們所講授的都沒法滿足他的好奇。于是，他讀物理時，便在課余自制了一架真空管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