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之事，得失寸心知——陳平原的2018 年 | 2018魅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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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在2018魅力人物致敬盛典后接受本刊采訪

別克致敬2018魅力人物 | 陳平原

陳平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頂尖學者。最可貴的是，他在專注專業的同時保有社會關懷、思想批判和文化重建的趣味與能力。他認為中國現代文學“與現實政治和日常生活緊密相連”，數十年筆耕不輟之外，始終關注教育改革、當代人的精神生活等現實議題，兼具學者風范與學人本色。

2018年12月1日，陳平原（右）領取2018魅力人物獎項

“原本就與現實政治和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中國現代文學專業，若失去這種介入現實的愿望與能力，其功用與魅力將大為減少”

2018，對我來說是轉運的一年。去年大病一場，今春逐漸恢復。北大上課外，開始參加各種學術活動，上海、潮州、香港、廣州、紹興、東京、深圳、臺北等，來回奔波。一定要自我總結，過去的一年，有三個“最”，以及一個“本色當行”。

最得意的是，捐款在中山大學為我三位碩士階段的導師吳宏聰、陳則光、饒鴻競設立紀念講座。說好是靜悄悄做的，可被無所不知的新華社記者曝了光，引來一片掌聲，反倒讓我不好意思起來。

最意外的是，在友人的鼓勵下，分別在北京、潮州、臺北舉行三次小型書法展，并印出了《學書小集——陳平原書與文》（北京：仰山樓）。答記者問時，我自白：“對于古代中國文人來說，寫字就是日常功課，沒什么好吹的。有專門名家，但一般讀書人只將其作為基本技能，并不靠它謀生。到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臨某某碑（或帖），這可不是理想的狀態”；“學人有自己的名山事業，寫字不夠專注，也無意成為書家?？尚摒B到了，筆墨就會有自家面目”（朱紹杰《陳平原：學者要有人間情懷，也要有人文趣味》，2018年10月7日《羊城晚報》）。

最應時的是，參與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活動，除了幾次電視專訪，以及三回題為《遙望八十年代》的專題演講（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東京大學），還有就是3月25日出席文匯講堂主辦的兩代大學生對話：“青春·奮斗·責任”。相隔40年，77、78級大學生與年輕一輩對話，借用其中一次報道的題目：《破解我們的孤獨和兩難，致敬你們的奮斗和沉潛》（2018年3月31日《文匯報》）。而《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40期（10月8日）乃“改革開放四十年”?？?，40年有40人自述，包含《陳平原：黃金八十年代中誕生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結尾處據說讓不少人潸然淚下：“面對此番又一次以紀念為名的報道，陳平原提醒，他和其他的受訪者今天能接受采訪，是因他們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并順利發展至今。每一次社會變革都像列車急轉彎，中國在近幾十年中連續地轉過了好幾個彎，能夠到達目前的一站是幸運的，但每一次轉彎都要甩出去很多人。陳平原說，‘也請記得那些在路上被甩出去的人’?！?/p>

以上三個小而有趣的“最”，必須配搭出版若干著作這一“本色當行”，方顯出這一年的分量。先說舊書，《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韓文譯本（金紅梅、李恩珠譯，昭明出版社）刊行，以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歷經波折面世，還有《北大舊事》（與夏曉虹合編）、《筒子樓的故事》、《鯉魚洲紀事》得以重印，也算業績，但效果一般。為紀念出版25周年而專門印制的增訂本《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恰好碰上金庸先生去世（10月30日），因而被廣泛轉載或摘編。20年來國家事，早就白云蒼狗，諸多長文短札還能被今天的讀者接納，實在很幸運。

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是，30年前編選的“漫說文化叢書”，由北京時代華文書局重新制作，居然還能熱銷。為這10卷小書的重刊，10月13日我和錢理群、黃子平在北京大學再次舉行“三人談”，題為《落花時節讀華章——“漫說文化”三十年”》。鳳凰網直播時，據說有數萬人觀看。而根據現場速記修訂而成的三萬字長文，各媒體分頭選用，剪裁眼光大有差別。觀察各家媒體標題，由此理解年輕一輩的立場，很有趣味：“現在大家都散了”、“一切都如過眼煙云，唯有文化不變”、“公眾號未必出不了散文大家”、“互聯網會讓散文和詩重新崛起”、“當文學開始下跪和墮落，我們更要閱讀”、“今天的中國學界，眼光及趣味離開了市場和讀者”、“以前的人長話短說，今天的人生怕不夠面面俱到”、“以前是老師告訴學生不要太天真，現在是學生跟老師說別太天真”。

最后該說到新書了，這可是我今年的主要業績。不說主編的《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北京大學出版社），就說獨立撰寫的《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和《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后者16開本，513頁，沉甸甸的，是我經營了20年的專業著作；前者32開本，216頁，是精致的小書，帶論戰性質，目標是回應當下的社會思潮。

5月25日在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的專題座談會，有2018年6月30日《北京青年報》的專題報道，更有《文藝爭鳴》2018年第九期集中刊出的10篇短論。我的《為何不斷與五四對話》中，有這么一段坦然的自白：“原本就與現實政治和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中國現代文學專業，若失去這種介入現實的愿望與能力，其功用與魅力將大為減少?！?/p>

至于初刊于2018年10月28日《北京青年報》的《陳平原：書有書的命運，該出手時就出手》（王勉），談及撰寫《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的心路歷程，其中被讀者紛紛點贊的是下面這段話：

最低層次的學問就是把資料收集到了，論述能自圓其說；第二個層次，是把關鍵問題講清楚了，而且能夠說服別人，給大家一個基本確認的定論；再高的層次是，你這個活做得很漂亮，而且可以發凡起例，也就是說可以做榜樣，可以成為一個模式，別人可以據此來做，那是最理想的狀態。

學問之事，得失寸心知。這本書我用的心思較多，完成狀態也較好，自以為達到了第二乃至第三層次。

這就是我的2018，希望“貞下起元”之類的祝福，能夠真正落實。

2018年11月5日于東京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