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百年　張伯苓歸來 | 封面人物

今年10月17日是南開大學建校100周年，回顧南開歷程，“愛國”、“樂群”、“務實”乃至“土貨化”等都是可以抽象出來的關鍵詞

張伯苓在天津市長杜建時、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等陪同下赴八里臺，巡視南大校內的勝利樓，并在大廳會晤了前來歡迎的南開校友與新聞記者，在談話中，他再次表達了樂觀的情緒，“中國經此抗戰，不平等條約終獲解除，此即為余數十年前辦學之目的……余并深信中國前途極為光明，蓋中國人有智慧，能吃苦，并具有老文化……惟大家毋自暴自棄”

“近幾年來，每當我見到張伯苓時，他總是說：只有他深知我的苦處，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處……”這是曾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司徒雷登為張伯苓紀念集《別有中華》所作的序，“在中國，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國家辦理的，辦私立大學，張伯苓是一個拓荒者……在政局混亂的歲月里，張伯苓建立起他的教育體系……”

《別有中華》1948年由哥倫比亞大學王冠出版社正式印行，其時國共激戰正酣，以外人視角，難免對這個國家感到絕望：它早已結束帝制，邁入共和，但戰亂與貧窮依然如影隨形，好容易取得抗戰勝利，旋即踏入內戰泥沼。這本書想要告訴美國人，在你的刻板印象之外，“民間中國”正在默默努力。

從1904年張伯苓與嚴修創立南開學校、倡導新學，到1919年兩人創辦私立南開大學，再到1947年牛津大學宣布承認南開學歷（當時中國只有7所高校學歷獲承認），南開的故事既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高等教育的縮影——飽經戰亂仍努力擁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維持獨立，亦有其獨特性——與蔡元培、胡適等人不同，張伯苓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人文主義者，他的思想沒有體系（黃鈺生語），他的直白口語和天津口音讓一些人覺得不夠學術（何兆武《上學記》），但同時，他也少了許多文人式的瞻前顧后，從而能更好地帶領一所時刻處在危機邊緣的私立大學，長期保持相對充足的經費、較高的學術水準、高效清廉的運轉，并發展出“允公允能”之校風。

今年10月17日是南開大學建校100周年，回顧南開歷程，“愛國”、“樂群”、“務實”乃至“土貨化”等都是可以抽象出來的關鍵詞?！巴霖浕币辉~亦是張伯苓發明，時間是1928年，所針對的是當時學術界“食洋不化”之風，“所謂土貨的南開，即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教育目標的大學?！币越袢罩Z境審視，似乎更不應忘記的是：大學本是全球化產物，南開之誕生即是嚴修、張伯苓國外考察的成果，而私立南開大學短短十年間迅速崛起（更不必提戰時與清華北大合組的西南聯大），也得益于與世界接軌的現代大學制度，“土貨化”、“中國化”絕不等于妄自尊大，這一點張伯苓自己說得很清楚：“我既不希望我們的年輕人自私自利，也不希望我們的國家被狹隘的民族主義驅使。我不相信孤立，中國處在國際大家庭之中，不久必將對現代文明作出自己的貢獻?！?/p>

北洋海軍時的張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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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9日的天津天氣頗寒，又下著小雨。從下午1時起，數千人聚集在海河北岸的天津東站（現天津站），迎接闊別整整十年的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回家。這座華北重鎮的黨政軍要員幾乎全員出動：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師管區司令、警備司令部參謀長、財政局長等等，加上商界代表，人數之多，令《大公報》記者無法一一記其姓名。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和南開女中各部學生，他們手持校旗，正最后一遍演習南開校歌，“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巍我南開精神”的合唱聲從天橋下“一片紫白色人聲沸騰”中升起，“盛況為本市自復員以來所未有”，《大公報》在次日的報道中形容。

抗戰勝利后，70歲的張伯苓舊疾復發，赴美手術治療，康復后又不慎摔傷，不得不推遲回國，等他最終回到國內，已是1946年年底。此時國共關系破裂，全面內戰爆發，但從船抵上海之際起，張伯苓就一直在采訪和講話中說中國前途光明，和平建設一定成功?！皷|西南北都沒有了敵人，中國人要長大了?！彼f。

1947年1月3日，張伯苓乘火車由滬抵寧，當晚，蔣介石設宴款待。席間，張談及旅美情形和戰后南開發展計劃，蔣請他在天津、重慶之外，在長春設立南開第三分校。數日后，南開大學教授何廉、邱宗岳、馮文潛、陳序經等聯名致電張伯苓，請他暫緩飛渝，先返津小住，“校務亟待主持”。不過張伯苓還是按計劃先去了趟重慶，又因飛機屢次失事，好友勸阻，拖延到3月19日才出發北歸。

張伯苓在飛機場

3月19日上午，張伯苓飛抵北平西郊機場，入城用午餐并休息，他告訴作陪的南開校友，“北大、清華已經復?！覜Q定擺脫政治，回來辦理復校的工作，繼續從事教育?！毕挛?，他搭乘特快列車由平赴津，天津市市長杜建時在天津北站與其會合，然后一同在東站下車。此時東站月臺已人如潮涌，水泄不通，“每一個人露出的歡欣鼓舞，是由衷而發的，并非恭迎如儀，奉命行事，”一位南開校友回憶，“等他老人家初現門首，隨即爆發出震天的歡呼?！?/p>

南開中學軍樂隊在天津車站歡迎張伯苓歸國

張伯苓還是戴著他那副標志性的茶色眼鏡，頭發兩側已然斑白，但胡須剃得很干凈——他覺得這樣有朝氣，見到一位留胡子的老校友時，還故意命令道：“你今年不到六十歲，到時候就應當把它剃了去！”他看上去瘦了些，似乎還微微有點駝背，但接近1米9的個頭仍然非常顯眼?？箲饡r期他在重慶任國民參議會副議長時，就有西南聯大學生調侃，“大會場上的議長，非體格強壯、聲音宏亮是不成的。他那魁偉的體格，重量可等于蔣（夢麟）校長與梅（貽琦）校長之合，一口天津話，在會場準保沒人打盹”，也難怪有人在久違后會形容，他給人的印象“仍然是一座山，一頭象”。這位高大的長者向迎接者含笑點頭，頻頻揮手，市長杜建時在前方開道，花了半個小時才走出車站。

出站后，張伯苓在杜建時、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等陪同下赴八里臺，巡視南大校內的勝利樓，并在大廳會晤了前來歡迎的南開校友與新聞記者，在談話中，他再次表達了樂觀的情緒，“中國經此抗戰，不平等條約終獲解除，此即為余數十年前辦學之目的……余并深信中國前途極為光明，蓋中國人有智慧，能吃苦，并具有老文化……惟大家毋自暴自棄?！?/p>

2019年9月24日，天津張伯苓研究會，媒體在拍攝張伯苓家訓“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財” 圖 / 本刊記者 姜曉明

張伯苓研究會顧問張元龍對張伯苓樂觀精神的理解是：這是他的責任，“如果一校之長頹廢了，那些跟隨他的人怎么辦？”張元龍是張伯苓三子張錫祚之子，1948年出生于天津，臉型與祖父很有幾分相似?！八呀浟晳T了，在人前絕對沒有頹廢之相，絕對不能（露出脆弱的一面），家人也基本沒有見過。他的口頭禪是，越倒霉，越剃頭刮臉。我大哥就說，在我們家，客人經常非常多，我祖父在那兒一坐，大伙兒就笑啊什么的，非?；钴S。他總是跟大家說，中國永遠不會輸，中國一定強……”

不過困難也是顯而易見的，戰后南開大學改為國立，重建工作處處受到教育部經費下撥的掣肘，南開大學教授、曾任校史研究室主任的梁吉生認為，何廉等人催促張伯苓盡速北歸，就是因為復員過程中有許多棘手問題，沒有張伯苓的威望，很難推進。另一個原因是，復員后南大學生成分有了根本改變，不再是純粹考試科班出身，有許多轉業軍人、青年軍、三青團成員、中共地下黨員、甄別過的日偽時期學生等等，戰后政治經濟矛盾在校內折射甚至放大——張伯苓北歸當日，《大公報》發表社評《搶救教育 搶救青年 歡迎張伯苓先生》，提及張伯苓一系列樂觀談話，“在這迷惘的時代，似乎正需要這種卓立不惑的精神”，同時又說，“今日智識青年所以普遍感覺苦悶……辦教育的人也感覺苦悶……要解除青年的苦悶，并領導他們走入獨立思想、自由研究及篤實向學的正路，實在不是一樁簡單的工作”，“以張先生在今日的地位言，其北歸使命，應不僅為復興南開，而須著眼全局，在北方領導起以下兩大工作：搶救教育，搶救青年?！?/p>

在回到天津第一次與南開大學學生見面時，張伯苓分享了自己從親歷甲午海戰之敗起開始辦教育幾十年的經歷，他說，成功經驗在于“騙自己”，不管怎樣困難，仍然告訴自己還有希望。他說，自己幾十年來一直是一手拿著望遠鏡，一手拿著顯微鏡。望遠鏡是向前看遠景用的，顯微鏡是就近做分析用的。說到南開是一個大家庭時，他似有所感，抬頭仰望天空，緩緩地說，“雖然南開大學現在是國立，希望上蒼能再假我十年，我仍然要把它改為私立，以保存創立南開的精神?！?/p>

張伯苓在意大利參觀歷史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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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南開大學的創辦始自一次歸來。1918年12月24日，接近早上7點，嚴修與張伯苓乘坐的火車駛入天津東站——此時還叫老龍頭車站。南開千余人及校軍樂隊到車站歡迎創始人與校長訪美歸來，張伯苓下車后與師生一起步行回到南開中學，隨后在禮堂發表講話，介紹美國科技發展情況，說到無線電技術及應用，給了師生深刻印象?！靶ｉL以數十日之舟車勞頓，毫無怠容，振襟而論，扺掌而談，”一份學生刊物形容，“預備數日者恐未必如先生妙論橫生，使人樂聽聞也?！?/p>

1917年8月-1918年11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的張伯苓

張伯苓1917年夏啟程赴美，是年秋入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主修近代教育學、教育哲學、心理學、教育行政等課。次年春，嚴修等人也前往美國考察教育，并于5月19日與張伯苓在紐約會合，拜訪各處教育機構。7月7日，張伯苓與嚴修等人一起吃湯面，聽同在哥大學習的鄭宗海講述中國留美優秀學生情況，其中提及學習教育者郭秉文、蔣夢麟、張士一，學習化學者任鴻雋，學習物理者趙元任，學習地理者竺可楨等，“訪美最主要的想法就是看看大學是怎么辦的，”梁吉生說。與此同時，嚴張二人開始網羅人才，“在回來之前有的就已經‘訂下貨’了?！?/p>

1918年，嚴修（前排中）與張伯苓（前排右一）在美國考察教育

也是在這一天晚上，嚴修與張伯苓商定，從明日起張伯苓每晚到嚴修住處給嚴講授他在哥大聽課的內容。此后一個多月，除偶爾與朋友看場電影，張伯苓幾乎每天都在給嚴修“上課”，兩人不時“談辯”。41歲的“老師”不懼暑熱（8月8日紐約氣溫達到39度，創下歷史高溫記錄），59歲的“學生”更是認真，每次聽課都記筆記——這些細節出自《嚴修日記》，是2001年梁吉生在天津市圖書館花了四個月時間梳理出來的，可惜他沒找到嚴修的聽課筆記，因此也無從得知兩人交流學習的具體內容，這成了他后來編寫《張伯苓年譜長編》的一大遺憾。采訪時梁吉生人在國外，“我在美國還一直想這個事兒，肯定有這么一個小冊子，會不會就躺在國內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