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大俠精神：懷念金庸先生

金庸先生 （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于2019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

金庸先生性格中有很堅硬的內核，他在浙江大學指導博士生以及自己攻讀博士學位，可以說是不服輸的性格使然。如此特立獨行，笑傲江湖，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童心未泯，乃另一種大俠精神的精彩呈現。

金庸先生去世那天（2018年10月30日），我先后接受了十家媒體的電話采訪。除了變著法子說好話，我再三強調，本人只是金庸小說的讀者，最多算半個研究者，與查先生并無深交。剛好此前不久北大出版社推出《千古文人俠客夢》增訂版，其中有幾篇談金庸的長文短札，各媒體于是自由摘編。

其實，幾年前中央電視臺就找我做專訪，那時風傳金庸先生病危，央視需預做準備。2016年7月在香港參加“我與金庸——全球華文散文征文獎”頒獎禮，順便為那時正籌備的香港文化博物館內的金庸館接受專訪。最近又有鳳凰大視野的五集紀錄片《金庸和他的江湖》的訪談?？晌以秸f越心虛，因實在沒有什么新見解，最多只是改良版——包括今天的發言也是如此。（編者注：此文系作者2019年10月26日在“東吳論劍：杰出校友金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千古文人俠客夢

從1990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觸查良鏞先生的機會，甚至還曾在浙江大學與之合招博士生（雖不成功），但總是敬而遠之。一是年齡及地位懸殊，不敢謬托知己；二是我的博士導師王瑤先生曾告誡，不要跟研究對象走得太近，以免影響自己的學術判斷。第三則純屬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俠，連同大俠的創造者，都應該有某種神秘感，最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遙望氣象可以，細察日常則不必。當年我談中國人源遠流長的游俠想象，就從俠客為何不涉錢財說起——只有脫離了“柴米油鹽醬醋茶”等日常生活的羈絆，大俠才可能進入那個虛擬的替天行道、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

1991年，我完成了《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初版），主要討論游俠想象在整個中國文學史及文化史上的意義。那本書是我所有著作里接受面最廣的，不時會冒出你絕對想象不到的讀者。談“中國人的游俠想象”，從司馬遷一直說到金庸，兼及史傳、詩文、戲曲、小說等，注重的是“情懷”而非“技藝”。幾年前，我應邀撰寫《作為一種精神氣質的“游俠”》，開篇就是：

游俠作為一種潛在的欲望或情懷，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蘊藏著，只不過表現形態不一樣而已。中國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時代的獨立不羈、縱橫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跡天涯的俠客，對于中國人來說，是一種對于現實生活的超越，或者說對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這個意義上，“俠”跟打斗本領沒有直接關系，也不見得非“快意恩仇”不可。這更像是一種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與情懷。（《文史知識》2013年第10期）

若此說成立，即便“天下”已經“太平盛世”了，也都有“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價值。

為金庸小說一辯

1990年秋冬，我在北大講有關游俠想象的專題課，縱論古今，學生們覺得很正常。真正引起軒然大波的，是1994年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稱號，以及北大教授嚴家炎先生在授予儀式上發表的《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反對者直指北大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