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藥與現代國家的誕生
魯登道夫提出“總體戰”思想，主張不分前方與后方、軍用與民用、戰時與和平時期，將一切物質與精神力量滿負荷運轉，進行或準備戰爭。德國的總體戰思想先于總體國家，是軍事左右政治的極端例子。
責任編輯：陳斌
尼采曾批判康德的道德語言：只有普魯士人才將道德隱喻為“律令”。然而技術史命題“不是國家在使用火藥，而是火藥發明了國家”卻不僅適用于普魯士，列強概莫能外。圖為普魯士宰相俾斯麥在視察軍隊。
（本文首發于2019年11月7日《南方周末》）
魯登道夫提出“總體戰”思想，主張不分前方與后方、軍用與民用、戰時與和平時期，將一切物質與精神力量滿負荷運轉，進行或準備戰爭。德國的總體戰思想先于總體國家，是軍事左右政治的極端例子。
中國是火藥的故鄉，我們理解中的火藥，卻多是它淪為西方殖民的工具。然而火藥的作用遠不止于讓一些國家戰勝另一些，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國家”本身；在改變東方的命運之前，火藥早已改變了西方。亞里士多德曾論及軍事技術與政制的聯系：軍隊主力是騎兵的易產生寡頭制，主力是重步兵的易產生貴族制，主力是輕步兵和水手的易產生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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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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